“分田分地真忙”——邓子恢、张鼎丞等在永定溪南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很短时间内即分配了十多个乡两万多人口的土地；这是近代中国“耕者有其田”的一次成功实践，总结出了“溪南分田七条原则”，为全国最早、办法最周全的土地分配原则，开创了土地革命的先河。
 
    （字幕：《溪南分田七条原则》）

    一、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有中农自耕农土地多一点的不动。
    二、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田。
    三、分田是以乡为单位分配。
    四、各乡农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
    五、分田的方法是：按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要打乱平分。
    六、山林为各乡村公有。
    七、水利灌溉按照旧例，水随田走，不公平者，个别调整。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溪南区“抽多补少” 的分田办法。一九三0年上杭的南阳会议，又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这一分田原则——从而形成了一部最符合中国当时农村实际的《土地法》。

    毛泽东赞叹道：“闽西土地解决办法最好。”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的同时，总计有八十万农民分到了土地。

    闽西土地革命的成功经验，堪称中国土地革命的典范，很快作为范本被推广到了全国各苏区参照实施。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正式宣告成立，邓子恢任书记，下辖县委五个、区委八个、特支一个、支部七十二个、党员七百五十五人。

    显而易见，闽西大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组建工农武装，成立苏维埃政权——为“朱毛红军”入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奠基礼！
 
    风云际会——此刻，中国一支最年轻的工农红军“朱毛红军”，正充满凶险地沿着闽赣两省交界处山林迂回挺进，时而江西，时而福建，以避敌追兵……

    离开莽莽井冈山已近一月。

    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崇山峻岭挺进，实施“围魏救赵”的军事战术以来，国民党军阀部队一直前堵后截，穷追不舍，红四军一路奔袭而五战皆告失利，损兵折将，人困马乏，几乎陷入绝境。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大柏地伏击战，堪称红军的一场绝地反击。

    大年初一拂晓，细雨蒙蒙山路泥泞，红军且战且退，巧妙地将孤军深入的国民党赣独立七师刘士毅部两个团，全部引入了红军预设的“口袋阵”。朱德军长一声令下，埋伏于两侧山头的红军将士，如猛虎下山直扑向前，杀声震天……粟裕大将曾回忆说“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几经拼杀，从下午三时一直激战至次日正午，终于歼敌大部，俘虏八百余人，缴获枪支八百多支(挺)。

    时隔四年后，一九三三年夏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因指导苏区查田运动而重返大柏地，面对“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这一旧战场，抚今追昔，当即口占小令：“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巍巍五百里井冈，曾先后汇集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队伍，以及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队伍，从而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然而，革命的道路向何方？

    正当红军面临生死抉择之际，巧遇中共福建省委要求红四军到闽西发展的信函，以及邓子恢派专人送来的闽西军情报告。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挥师入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红四军入闽首战告捷。

    长岭寨一役，仅三个小时即全线击溃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少将旅长郭凤鸣，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两千多支步枪、三门迫击炮及大批武器弹药。郭凤鸣的尸体被担架抬着游街示众，坊间老百姓奔走相告：“活该郭麻子死期到了。平日，郭麻子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今晨那匹大白马就是死活不肯出征，郭麻子一气之下只好换乘轿子抬着上前线，结果挨一枪子就呜呼哀哉上西天啦……”

    红四军浩浩荡荡开入长汀县城。

    显然，这是自井冈山会师创建“朱毛红军”以来取得的一次大胜利，红四军士气高昂，在长汀南寨广场举行了第一次阅兵式。
 
    长汀县城古称汀州，从唐代至清未，一直是州、郡、路、府的治所，为闽西富庶之地。

    古城枕一江活水，船舶相接，水陆交通便捷，商贾云集，是赣南、闽西的物资集散地。史籍记载：“上三千，下八百”，形象地记述了每日汀江上游航行着三千条小船，下游则有八百条大船接货转运直达大海的繁忙景象。

    红四军在长汀云骧阁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第一次筹集到五万银元，除送去上海两万银元资助中共中央机关的活动经费外，还赶制了四千套列宁式军装，红四军全体官兵第一次穿上崭新的统一军服，军容焕发，斗志昂扬。同时，还专门派军需官宋裕和带上五百块银元，前往大柏地补尝因战斗造成的群众损失。

    红四军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医院——福音医院（即中央红色医院的前身，院长傅连璋），还创办了红军被服厂、红军斗笠厂、苏区合作供销社。

    红军颁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公开表明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发展私营经济、保护商人利益。时任中华总工会副委员长的陈云，多次前往长汀实地考察，并写出调查文章《怎样签订合同》，以确保工商业者和雇工的各方利益。

    在日后的中央苏区时期，长汀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苏区的一半，商铺林立，商贾如云，市井繁华，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发现上海能够买到的东西在长汀都能够买得到，长汀不愧为苏維埃之冠。

    长汀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与被称作苏区烏克兰的宁化，成为后勤、保障、兵源等供给基地，共同支撑起了整个中央苏区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自离开井冈山后一路游击式惨败的教训，致信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一、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显而易见，伫立在清风习习的汀江畔，驻足别具客家风韵的辛耕别墅，“闽西革命模式” 令毛泽东眼前一亮，于闲庭信步之中，心中已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中央苏区武装割据这一宏伟蓝图。

    朱德军长与女游击队长康克清在辛耕别墅喜结良缘，一时传为佳话。
 
    时隔八年之后，虽然经历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朱德在延安回首往事时，这位“红军之父”面对美国记者、著名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仍然深情款款地说道：“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啊！”

    在延安窑洞，毛泽东回忆起闽西的峥嵘岁月，曾亲囗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说：“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随后，爆发蒋、桂军阀混战。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二度入闽，趁势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码头山欢水笑。一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战旗插立船头，迎着江风猎猎飞飘。随着军号声响起，三十六条粗壮的胳膊划动十八根丈二长的竹篙，九条乘满红军的木船劈波斩浪直指汀江对岸，从晌午至傍晚，红旗招展，众声喧哗，三千六百余名红军官兵和几十匹战马全部顺利渡过了汀江。
 
    龙岩为闽西重镇。此时，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主力正远赴广东参加军阀混战，龙岩城防务空虚。

    五月二十三日拂晓，红四军一举攻克龙岩城，歼敌两个营大部，俘虏三百余人，随即主动撤离龙岩而进驻永定；六月三日，红四军突然从永定坎市回师龙岩，敌溃不成军逃往漳平永福，红四军再次撤离龙岩；六月十九月，待陈国辉率主力回援，红四军从南、西、北三面包抄，第三次突袭龙岩，歼敌两千余人，旅长陈国辉仓皇潜逃，龙岩守敌全军覆灭。

    “三打龙岩”——堪称红军早期战争史上的成功战例，凸现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
 
    至此，驻防闽西的郭凤鸣、陈国辉两支土著军阀部队已全部被歼。闽西民众欢欣鼓舞，闽西子弟踊跃参军，闽西地方武装上升为红军正规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四纵队，张鼎丞任党代表，傅柏翠任司令员。

    红四军挥师入闽时，全军建制为三个纵队，总计兵力约三千六百人；“三打龙岩”战役之后，红四军已扩充到近六千人，兵强马壮，军威大振。一年后，红一军团成立，红军扩展到三个军总计一万六千人，其中闽西子弟占到半数以上。

    与此同时，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区域，延伸至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且很快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红色割据的中央苏区。

    闽西的工农大众都动员起来了，汇集成了一股摧毁旧世界的滚滚洪流。在闽西，人们传诵着“红色小歌仙”张锦辉的故事，她生就一副金嗓子，十四岁即担任红军游击队宣传员，自编自唱《救穷歌》、《农民苦》、《土豪恶》、《十二月妇女苦》等山歌，在闽西苏区口口相传，广受欢迎。农历一九三○年四月十四日，张锦辉在一次演出中不幸遇袭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四天后，敌人把张锦辉押赴永定峰市墟场枪决，街上人群熙来攘往，年仅十五岁的小英雄大义凛然，一路引吭高歌：“唔怕死来唔怕生，天大事情妹敢担；一生革命为穷人，阿妹敢去上刀山……”
 
    今日，当参观者步入古田会议纪念馆大厅，正面墙壁上那幅著名的油画《古田会议》扑面而来，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油画上的“镰刀锤头”党旗与古田会议旧址墙壁上悬挂的“镰刀斧头”党旗稍有不同，从中可以寻觅到当年革命的历史遗存（釆访：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作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直至一九四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共党旗式样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党旗图案，才由早期的 “镰刀斧头” 正式确定为 “镰刀锤头”）。

    大厅东西两侧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巨幅油画肖像，令人们肃然起敬——正是他们以共产党人服膺真理的信念和各自的人格力量，共同托起了一座建党建军史上的巍峨丰碑！
 
    红军初创，虽途经江西三湾村时进行了“党支部建在连队”的著名“三湾改编”，但总体上始终处于敌强我弱极端险恶之境地，数倍、数十倍乃至于百倍的敌人四面伏击、围追堵截，红军每日行军作战，疲于奔命，稍有不慎即可招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红军的组成成分也十分庞杂：大部分来自旧式军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之长期游弋于分散的农村区域开展游击战争，源源不断的农民补充和加入到军队中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在红军中滋生、蔓延，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走州过府打家劫舍的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等等。
 
    （字幕：据一九二九年五月统计：红四军全军指战员三千六百余人，共产党员一千三百二十九名，其中农民、小商人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百分之七十六点六，工人出身的党员仅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
 
    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以担负起中国革命赋予的伟大任务？从井冈山开始，在红四军官兵中间即存在着分歧意见。一九二九年五月，随着一个名叫刘安恭、刚从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留学归国的中央特派员的到来，终于引爆了红军内部新旧两种建军观念的激烈碰撞与争论……争论很快又上升到红四军核心领导层。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三克龙岩大获全胜之后，利用短暂的休整时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兴学祠召开。会上，争论进一步扩大、升级，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最终结果，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到地方疗养身体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朱德率部队出击闽中以打破敌人的“三省会剿”；新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深感事态严重而远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状况。
 
    最终，促成整个事态峰回路转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周恩来。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认同毛泽东所创立的建党建军原则和红色政权理论，并代表中央明确表态：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好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上杭县古田镇廖氏宗祠，在漫天风雪中亲历与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古田会议决议》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四军全体官兵思想完全统一到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样一种肩负崇高使命、抱负远大理想的认识上来。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等十一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从此往后，《古田会议决议》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一直指引着人民军队勇往前行，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这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协成店，距离古田会议旧址廖氏宗祠仅一里之遥。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古田会议刚开完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一扫迷茫、苦闷的心绪，在协成店一楼中厅左厢房，彻夜秉烛疾书，笔走惊雷神游万仞，挥毫写就万言长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

    毛泽东雄辩滔滔地论述道：“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他认为全国已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因而，此刻的毛泽东以诗人的豪情向世界宣告：“中国革命高潮之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毋庸讳言，苏俄走城市暴动之路而一举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城市暴动中心论”，一度被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奉为经典而争相效仿之。

    一次次组织城市暴动，一次次攻打中心城市……在屡屡遭受挫败、付出惨痛牺牲之后，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远见卓识，从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到闽西星火燎原、苏维埃政权波浪式扩张的千难万险中，从闽西苏区经验与红四军经验的汇合中，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