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生成动因

    （一）客家民系“崇文重教”的醇厚学风是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产生以至迅速发展的温床。

    中央苏区所辖的赣南、闽西20余县为纯客家县或非纯客家县。70%以上的居民是汉民族的重要民系—客家民系。耕读传家是客家人的传统，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罗香林先生曾经指出：“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这在过去为然，现在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到可进可退，可行可藏的地步。”①

    客家文化在承传中原文化传统中，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其特征就是保持了古代中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文化形态。家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族中人口的增长，那么家族的发展在更大的程度上则依赖于族中人才的涌现和士绅学子人数的增加。读书是成家立业之本，成材是光耀门弟的前提，因而客家各家族都十分重视教育，把兴办学校、培养子弟作为一项永久性事业，并成文写入族规族约中。

    正因为有着深厚的崇文重教的思想，使得客家人重视文教、勤于求学的思想蔚然成风。在新生苏维埃政权新制度下，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便为人民追求文化知识的渴望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于是，他们便在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中的同时去探求新知，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这就为中央苏区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温床。

    （二）苏维埃政权为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和稍早成立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推翻当地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起来的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人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始终把人民的政治、经济解放摆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首位，把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纳入苏区各项建设工作中。这是因为民众的解放不仅在于经济、政治的翻身解放，而且必须在文化上得到解放，使精神上获得新的洗礼。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普及文化教育，大力开展文化建设。

    而当时，由于受到阶级剥削和压迫，苏区辖地的人民生活困苦，广大青壮年、妇女儿童缺少文化知识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诚如当时的一个统计数字披露的那样，“苏区少先队员的文化水平还低落的很，拿1932年‘九四’总检阅的结果来说吧！出席总检阅的队员80%是不能写的”。

    这一现状若不改变，对于民众的解放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中央苏区人民政府把苏区红色文化建设工作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来抓，并提出了红色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整个苏维埃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是在革命战争动员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加紧教育工作，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培养革命的新后代。广泛地进行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立刻开始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进行扫除文盲运动，要尽量在最短的时期内把从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所遗留下来的最恶毒的遗产—文盲完全消灭”。②又提出了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成为肃清一切旧社会残余的战士和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③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文教工作，在苏区各地创办了各类文化教育设施阵地，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文化研究组、红军大学、夜校、工农美术社、俱乐部、列宁室等等，给劳苦大众提供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参与红色文化教育活动的舞台。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得到提高，利用工作、生产之余，走进教室，读书识字，学习音乐舞蹈，兴起了求知求思想解放的热潮。

    （三）服务于党领导的军事斗争这一中心工作，成为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加速度发展的催化剂。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为了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苏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以暴力革命对抗反革命的暴力。在抓住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一中心工作中，苏区红色文化建设紧紧服从服务于这一中心工作。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文化建设上开展的对敌斗争相呼应，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工作开辟了对敌斗争的另一重要战场。

    红四军前委编写的《宣传的意义》中指出：“宣传在于：1、使群众了解本身的痛苦及痛苦的来源。2、暴露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国民政府、豪绅地主阶级的罪恶，压迫剥削民众的事实和手段，以增高群众对他们的愤恨，而同情于推翻反动统治。3、指示民众的出路，使广大群众起来参加革命。4、宣布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和任务以及策略，使群众起来拥护并加入革命组织。5、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④

    红四军阐述的宣传意义揭示了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暴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总方针。这是党和政府推行文化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明确了苏区文化建设的宗旨、目标、具体任务，使得文化建设工作有了正确路线指引，指明了苏区红色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文化建设和军事斗争这一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党领导的军事斗争的开展，同时，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建设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源泉。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时代特质

    （一）古朴浓郁的地域性。

    赣南、闽西是客家人聚居地，70%以上的居民为客家人，为此，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包容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客家人在新居地实践“祖宗言”，弘扬“祖宗言”，靠“祖宗言”开天辟地，艰苦创业，形成了充满生命力的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而其外在表现形式客家方言是客家人的语言交流媒介，古朴雅致，保存着大量的中原音韵、词语和语法，有着浓厚的中原古语风味。而在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各种艺文中都渗透了客家方言的表达方式。如作为以北方移民为主体的客家地区，是山歌的王国。山歌在中央苏区各地有多种不同的曲调，但都以客家方言编词演唱，这一南方山地特有的文化现象，充分展示了客家方言的无穷魅力。如，江西兴国县石门村的山歌大王曾子贞所吟唱的“金丝笼子关画眉，窜上窜下好受罪，有朝一日启笼扉，自由自在满天飞……”歌声如怨如诉，倾诉了黑暗岁月的辛酸，山歌象火，渐渐点燃了她生命的火花。类似于这样的具有浓郁的客家文化的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作品比比皆是。为此，更能够为中央苏区各地民众所接受，传播的更加快捷，更加深入人心。

    以客家山歌为代表的客家艺能，在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政治功能，这是区别于其他苏区最具特色的红色文化特质。

    （二）海纳百川的开放性。

    中央苏区红色文化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尤其是苏联革命文化，在土地革命的变革中而产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苏区红色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扬弃”，淘汰了与土地革命斗争不相适应的旧文化，另一方面又吸收、融合了适应现实革命斗争的新文化。经过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整合，使深厚的民族文化在新的文化积淀中实现了突变和飞跃。如旧民歌《可怜的秋香》曲谱填上新词改为《可怜的白军》，用于对敌人进行策反宣传。

    在创建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党和苏维埃政府及其广大文化工作者博采众长，洋为中用。在制定文化建设纲要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利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

    1934年2月，瑞金中央印刷厂木刻板印刷了译成中文的《共产党宣言》，使得苏区干部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化的全貌。此外，中央苏区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等等。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还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并体现在各种文艺作品中，有力地推进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