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掩护主力红军转移

    1934年夏秋之际，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失利，形势十分严峻。

    作为红军长征前最后的战场，当时驻扎在福建的中央主力红军主要集中在宁化和长汀，其中驻扎在长汀的中央红军有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等共20000多人。

    9月1日，白匪李(延年)纵队从连城朋口向长汀方向急进，途经温坊时遭红一、九军团伏击。温坊战役失败后，蒋介石重新调整进攻部署，对西进汀瑞革命根据地、遏占红都瑞金的“必经之路”松毛岭发起猛烈攻击。

    据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温必权回忆，其时党中央派刘少奇、洛甫来到长汀东街曾屋，召开省一级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由阵地战转入游击战，用游击战保卫苏区，掩护红军野战军安全北上，同时任命万永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任军区政委，负责全面的政治、军事指挥，吴必先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龙腾云为省军区司令员，游瑞轩为省军区参谋长。

    临危受命，确保“汀州十月份不能丢”，以掩护主力红军安全北上，这对早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4年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后调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的万永城来说，他知道留在闽西全面负责战斗，这意味着什么。由于执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层层包围，并持续向腹地推进。尽管对“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斗争经验丰富的万永城心有预感，但是当“留守”的任务交给自己时，万永城没有多说一句话，以无比的忠诚，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率部阻滞、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出色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集结和转移的重任。

    当时，由于江西兴国告急，红一军团已于此前从长汀奉命回师增援；坚守松毛岭的只剩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福建军区从长汀、上杭动员了新战士约2000人补充红九军团。战斗打响后，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长汀的地方武装，与敌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7天7夜。据《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松毛岭战斗进行之时，红九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关于撤出战斗转移江西的命令，红二十四师则坚守松毛岭，继续阻击敌人。9月28日，红九军团撤出松毛岭战斗，当天，福建军区又动员了新战士1600人，从长汀濯田开到钟屋村（今中复村）补充到红九军团。9月30日，红九军团从长汀钟屋村（今中复村）起步出发，经汀州、瑞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留在长汀的红二十四师为了掩护红九军团和中央红军顺利转移，并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10月份长汀不能丢失的任务，和长汀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一起在松毛岭、钟屋村（今中复村）、南山、河田等地节节阻击敌人。结果，直至11月1日，敌人才进占汀州城。
   
    陷入重围：牵制十万虎狼之师

    原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在红军长征前夕，以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前瞻目光，对即将“留守”的福建省委具体务实地作了“以四都山区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部署，要求他们加强党对地方的领导，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加紧抢运粮食到四都山区，树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思想，坚持革命斗争。

    1934年11月，长汀县城沦于敌人之手，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等单位，以及福建省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主要工厂、医院等共计四千余人，先后迁驻长汀梁屋头、陂溪、元口，而后被迫迁到四都山区。由于当时闽西党组织与政府工作系统基本遭到敌人破坏，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已不可能与各地保持正常的联系；福建军区直属的红19、红29团，与在永安、宁洋、连城、漳平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的红九团和明光独立营1700余人，与在漳州至龙岩公路两侧区域活动的红八团600余人，被敌人分割隔离，基本处于“各自未战”的状况。

    而此时，蒋介石正一方面调动并直接指挥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转移西进的主力红军，另一方面以陈诚指挥20多个师共20万人，继续“围剿”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攻占了苏区的县城和交通要地后，将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实行残酷的分区“清剿”。福建省划为4个“绥靖”区，蒋鼎文为“绥靖”主任，共投入了8个正规师，对闽西地区红军发动第一期“清剿”。其时，国民党军师长宋希廉的第三十六师驻长汀，第三师驻连城、上杭一线；第八十三师驻永安、宁洋、漳平一线；第十师驻龙岩、永定一线；第五十二师驻宁化、清流、明溪一线；第八十师驻漳州至龙岩公路线上；第四十五师驻长汀连城一线；第七十五师驻武平；以上敌八个正规师及保安团、民团等地主武装，总兵力约10多万人。 

    国民党军完成“清剿”部署，从会昌经武阳和瑞金经隘岭至长汀要隘构筑了碉堡封锁线，敌精锐部队第三十六师进驻长汀，由福建省保安十四团钟绍葵部配合，还有陈济棠部独立一师严应鱼旅第四团，依仗强固的堡垒战术，步步为营，成层层包围，南北夹击的严重态势，向福建省委驻地推进。

    11月，白匪进占濯田、四都，省委机关被迫转移到琉璃，后再转移到万团、乌泥。而地处南边的武平方面，严应鱼旅第四团侵占了粤赣军区第三分区司令部驻地帽村后，又调集围剿武平县东留乡桂坑文昌宫的红军独立营得利后的兵力1000多人，向四都方向进逼。期间，红19团和红军独立营经过美溪角同钟绍奎匪军作战，再经过濯田石下、四都圭田、赤土面同匪军作战，几次失利，致使红19团力量削弱，省军区武器、食品日益匮乏，伤员日增，处境十分艰难。

    12月间，攻占瑞金之后的国民党东路军部回师闽西，总指挥蒋鼎文加大了对福建各地根据地的“清剿”力度，敌第3、第8、第9、第10、第36师，对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敌36师进占四都后，对四都山区采取分片分山分村的“驻剿、围剿、追剿、困剿”等方式，同时利用逃出苏区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叛徒进行反动宣传，组织保甲长、义勇军进入深山林防火烧山“搜剿”、“堵剿”。生死存亡的关头，万永城同志在琉璃召开的省一级干部会议上，作出了“干部编入游击队去建立独立领导，家属人员安排在群众家里保存，以便利游击行动”的决定。张鼎丞等回到岩永杭一带领导游击战争；邓子恢突出重围后返回省委所在地，与从赣南向永定转移的由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营不期而遇，邓子恢和他们一起率领这支精干部队向永定突围，继续领导开展建立游击根据地斗争。

    1935年1月，敌人对以驻四都的福建省委和省军区部队，及活动在武北地区红十团、武平战地委员会为重点发起进攻。2月，退守长汀四都山里的福建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及红19、20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受到严重损失，四千余人伤亡过半。万永城将部队进行整编成两个纵队。省委、省苏、省军区均编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为保卫局及警卫部队。而活跃在武平梁野山区，时为福建军区第一分区兼武平县战地委员会总指挥的聂云虎，指挥的红军独立十团也遭受重创，武平游击大队邹兴龙、兰东辉，原中堡区苏主席石寿才等人被袭牺牲。

    3月间，敌第36师及闽赣两省保安团继续向四都发起围攻，并逐日缩小包围圈。万永城带领人员凭借山地死守，最后大部分人员牺牲。而此时的红军主力，经过近半年的转战，已经攻占了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并顺利召开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红军长征进入转折阶段。

    对此，当时负责“清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国民党陆军第8师师长陶峙岳，对红军突围时的“隐蔽”、留守部队的配合以及国民党上当后的感受，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赤匪（即红军）主力西窜，号称为“野战军”出动。此尽匪军欺骗民众之词。其留置赣南及赣南边境之伪中央区（即中央苏区），及伪福建军区，所辖部队，尚达万人。其策略为用游击战术，巩固苏区；并发展游击战争牵制国军之后，使我不能拼力西剿，此其策略之恶且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