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到过我们的村子的，这除了从村里的老辈人那里有传言外，我老屋“余庆堂”的一面墙上还保留着的当年红军的宣传字迹便是佐证。

    老屋“余庆堂”很破旧了，四面外墙的另三面都已斑驳不堪，只有大门侧的一面墙却保存得相对完好，当年红军留下的宣传字迹就保留在这堵墙面上。墙是粉墙，粉墙上有一处红军宣传栏，该宣传栏长2米多，为拥军优属，宣传扩大红军队伍以及参加红军后的家属优待规定等内容。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竖式，行书字体，清秀，端庄，匀称，清晰，布局协调，外观优美。

    听说村子里原本多处有类似这样的字迹，红军撤离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地方保安团为了消除红军在当地的影响，对村子内所有红军在墙上写的标语口号和宣传栏进行过涂抹或破坏。族人为了保护这红军的遗迹，拿柴草遮掩，拿物件挡遮，致使这宣传栏逃过一劫又一劫，安然无恙、留存今天。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过去，“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老屋里多处的墙体都已松动或颓塌，多处的粉墙都已斑驳或脱落，即便宣传栏所在的这面粉墙上，也见横七竖八、一道道深深浅浅的划痕。有的是因堆放柴草划破的，有的是打钉挂物时用硬物刮坏的，毕竟岁月悠久了。但红军用毛笔书写在上头的字迹如嵌在上头，依然清晰、依然历历醒目。这处宣传栏，是小村当年红军活动的历史见证，也是村子里仅存的一处红军遗留下来的字迹。

    小时候，我就住在这屋子里，还有堂叔一家人。因屋子很旧了，我们早些年就已从老屋里搬了出来，堂叔的几个儿子即我的堂弟们也从老屋里搬了出来，现在只有堂叔一人还留住那里，独守老屋。堂叔虽没进过“孔子门”（学校）斗大字不识几箩筐，但他懂得，那上头的字是当年红军留下来的，是有历史意义的，因此他把这堵墙称作“红军墙”，把墙上的字称作“红军字”，当了镇宅之宝似的珍视得很，也看顾得不含糊。

    进出村子的路在没有改道之前，村人出村进村都得打从我们老屋前的晒谷坪里经过。晒谷坪前有一棵古桂树，古桂下有条长石凳和几个石墩，从村外上来的人经过老屋前，因爬坡爬得口渴气短了，多要一手抚摸着长石凳或石墩，并慢慢地把屁股移到上头，坐下来歇息一阵子，或讨一碗清水润润喉。坐歇在石条凳或石墩上歇脚喝水喘息的人，不管认字不认字，有意无意里都要面对了这堵墙以及墙上的字，知道这是一处红军留下的字迹，多半的人都会像面对一件古董似的，欣赏老半天。那一回，村里那位姓郑的教书先生第一次进村经过这儿，也坐在古桂树下的石条凳上歇息喝水，当他见到墙上留存的红军的宣传栏时，他的眼睛不禁一亮，视线拉直，并目不转睛地细细地端视了老半天，最后啧啧地摇着头称赞说：这字写得实在是好！

    站一边里的堂叔听到了先生的评价，高兴得差点手舞足蹈起来，插嘴附和说：是啊！是啊！当年红军队伍里头还真有人才。话说回来，而你这位先生也真有眼力，懂得欣赏。

    打从这以后，堂叔更是珍视了这堵“红军墙”，更是珍视了墙上的“红军字”，他还经常叫我们这些毛头小孩不要在上头乱刮乱划，也不要在墙面前堆柴草放杂物，更不要在墙面上头打钉挂物……总之一句话，要爱护这堵墙及墙上的字。

    少不更事的年纪里，在初学毛笔字的那会儿，玩劣的自己就曾拿着毛笔蘸了墨水在上头描摹过作践过。那一回让堂叔给发现了，堂叔把我臭骂了一顿，有如一件心爱物让我给毁坏了一般，他心疼得不得了，还赶紧拿了蘸着水的抹布来仔细擦拭。可毕竟涂上的是墨水，怎么擦也无法完全擦净，至今还残留着自己涂鸦过的迹痕。当然，瑕不掩瑜，宣传栏的字迹仍清晰可见，仍楚楚可人，仍透着灵秀之气。回想自己无知的所作和劣迹，好不汗颜，真是对庄严的亵渎了。

    墙上的字迹不但堂叔珍视，村里村外的人也都十分珍视。自解放以后，多少回政治运动多少回进村的工作队要来墙上涮标语，如一定要解放台湾，三反、五反运动，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提倡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以及一定要根治黄河一定要根治淮河等等等等，涮标语的人每一次来，堂叔都理直气壮地阻止说：行不得，上头有“红军字”。 涮标语的人一见到上头红军的宣传字迹，便作罢，便也自觉里转到别的地方去。

    如今的堂叔已上年纪了，已不大干得动地里的活了。很多的时候，他就搬一张凳子，一个人坐大门侧里，默默地守着这座老屋，同时，他也守望着他心目中的这堵“红军墙”。

    尽管宣传栏上的内容说的是昨天的事已经过时，但欣赏的人仍然是有的。偶尔有外乡人路过，来人的视线又正好对上了“红军墙”细细端视，堂叔的精神就来了，就屁股离开凳子站立起来，充当义务解说员，带着骄傲的口吻向来人解说一番。要是来人不急着走耐得性子，堂叔还拓展开他解说的内容，附带着一个真实的故事——毕竟同住过这屋，这个故事我不只听过三回五回了：

    老屋“余庆堂”里是出过一个人物的，这人物不知其真实大名只知其绰号，其绰号叫“大路婆”， “大路婆”不是女的而是男的——我至今也不能理解一个爷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女性化的绰号。我也曾向许多人打问过这个事，因大多的族人都不识字，因此最终都没有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能确切知道的是，“大路婆”是我爷爷的三弟，按辈分我得叫他三爷。三爷识得字，写得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他曾在私塾里做过先生。红军从村子里经过，三爷就跟红军走了，换句话说三爷去当红军了。那时三爷才二十出头，还没结婚。可三爷走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也少有他的音讯。听说红军长征出发时，从前线挂彩归来路过江西的一位乡人在江西就遇见过他，而且打过招呼寒暄了几句，便匆匆告别，因那时的三爷已是连长了，他正带领着队伍长征北上。可后来，后来就再也没有了三爷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