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十九路军垮台了，本来那里的乡政府还留有我的一份工作，我手头也攒有八九元钱，龙岩来消息说还是回来好。到8月初我才有机会调回长汀。这时省里组织龙岩工作团，我邀了10来个龙岩本地人回去，其中铜砵是我和林斯桔、郭奕栋，还有黄竹坑、牛眠石以及小池邓荣福等人。回来后又成立了游击队，建立起交通线。到1934年正月19日（阳历3月4日），中央军才入龙岩城，此后游击队多住山上，我也上山没下来，到4月底组织红九团，我们游击队也调了十几个人进去。我会讲龙岩话又与奕栋、鸿连（后叛变），湖邦永福仔（土名葱头）、马坑清竹等共7个人到省委（汀州）去训练，10天后回到连城。本来我们要加入九团，但没法联系上。因为当时九团还在永安，我们不知道，在永安还设有九团司令部，司令员好像是五军团下来的朱森，他后来叛变，是反革命。（编者注：1934年5月前后红九团在永安，方方任团政委，团长吴胜。10月福建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朱森才从连城到岩连宁边与红九团会合，朱森于1935年5月叛变。）这样我们只好沿着连城、宁洋、龙岩周围山坑住了好久，才与红九团接上关系。到1935年正月17日（阳历2月20日）我与红九团在何家坡桥头与中央军遭遇，有位游击队员受轻伤掉队，我们就一起向万安方向撤退。在万安油水我也挂花受伤，后来碰上林兆昆和红九团一名脚受伤的指导员，3个人在坑底躲了一阵，打算退回江山石山园。这时民团在我们面前走过两三趟，没发现我们。但是从15日早上吃完饭后到17日晚全找不到吃的，18日又饿了一天，这时听到又有队伍过，以为是自己人去山塘的，叫了一声，就被抓了。说实在话，那时不被抓也是饿死了。到了大池我自己掏钱买两毛钱白饼，吃下去尽呕酸，以后再在小池歇了两天，3人都押进城内的第10师师部即爱华医院那里，国民党讯问我们，我说“我是红九团伙夫，被你们俘虏过一次，我不会打仗，又不敢去买东西吃，所以又被抓来了。”以后就送到漳州，在那里放掉一些人，到8月14日（阳历4月16日）我与兆昆被人认出，别人可以保，我们还要关着，副官来点名，两百多人只剩我们22人。过了四五天，把我关进监狱。关到1936年5月，已有一年半了。姓陈的县长从福州回来，又说要送福州感化院，5月10日（阳历6月28日）吃过午饭叫我们收拾好行李去福州。福州感化院设在一所学校，每天5点起床出操，早饭后教员来讲“三民主义”，下午就干活，晚上又学习，天天如此。伙食一稀两干，由警察送。这时郭鲁江有到感化院看我，他与教员是好朋友。鲁江吩咐我，有事可以告诉我这个朋友，他会帮我安置，到12月底考完后，宣布到期，有人作保的可以回去，以后由鲁江作保后就放出来了。出来时身无分文，我说只好仍然送回去再关着倒好，后来还是鲁江借了20元钱，一路步行回龙岩。1937年正月26日（阳历3月8日）才回到铜砵。2月山上游击队又来找我接头，我暗中有跟山上来往。不久游击队也编入新四军，5月宣布国共合作，停止了剿共，基点村被移民并村出来的百姓又可以回去了。1938年初郭鸿炯办了个农场，我便入农场做工去了。到1939年5月我回家种田，国民党又搞剿共搞得人心惶惶。1941年我在铜砵小学做了两年校工。1943年我不做回家了，到1944年8月又叫我去做了4个月校工，以后就在家种田。1947年4月的一个晚上郑金旺来敲我家门，这才和组织联络上。那年雨水多，“六•一五”水灾把我大冬坑的田也冲了。

    我们这些人骨子是红的，国民党要搞剿共，大家也只是表面应付，我告诉乡长你们收捐税收不到，追太紧大家又跑进山里，你们以后麻烦就更大了。当时铜砵的剿共队指导员是黄廷纲，队长是郭奕堂，也只是应付上头罢了。我们与斯桔、义峰、花狗他们联络。这时作球大队（龙岩县委书记吴作球于1943年7月22日在大池九曲岭牺牲后，王涛支队第二大队以作球命名）也有派人来联络，并有支援我们江山地下组织，我说只要有枪枝子弹，我们组织三五十人不成问题。大家都是拼死拼活，才拼出个红色江山的。

    1951年郭金满被错误开除党籍后，贫病交加，生活拮据。1962年4月19日病逝。1983年中共龙岩县委予以纠正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