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1931年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期间，在辽吉省委大院里住着三家人，一家是省主席阎宝航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阎明光，小儿子阎明复；另一家是省副主席朱其文及他的两个儿子朱育理、朱育诚及女儿朱丽；第三家就是我家，我父亲——省委书记陶铸，杨叔叔和我（母亲在前线）。

    原本省主席是朱其文，阎宝航来了以后朱便让位给了阎。省委大院里有人议论：怎么能让一个民主党派来当正职？父亲和朱其文都知道阎宝航的地下党员身份，但那时还不能公开。陶铸在大会上说：“阎宝航是党外布尔什维克，革命性坚定，是组织上信任的人，以后谁也不许私底下再议论阎主席！”

    因为父辈的这份交情，维系了我与阎明复、朱育理、朱育诚兄弟间的友谊。我们几人中阎明复最年长，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大哥。本来就是世交，后来我又成为阎大哥的部下，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他常来探望我妈妈。正因为我得以近距离多角度地观察这位大哥，才能写出这篇文章来。

    阎大哥有着一个极不平凡的家庭，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谍报传奇——阎宝航，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这位深受宋美龄青睐的基督徒、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风度翩翩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在周恩来的信念和魅力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改为信仰共产主义，并成为杰出的红色谍报英雄。他深信，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积弱的国家和苦难的人民。然而不幸的是，文革中阎宝航夫妇，还有他们的二儿子，以及老阎家的另两位成员，受到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

一部热播大剧《英雄无名》揭秘了阎宝航伟大的谍海生涯。

    阎大哥以第一名成绩从“俄专”毕业后，为苏联专家做翻译，七年无一句翻错，被称为当时俄文口语翻译的奇才，因而得以调进中南海，担任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首席俄文翻译，还成为中南海孩子们最喜欢的“小阎叔叔”。然而文革中他被打成“苏修特务”，在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出狱的时候甚至失去说话功能，邓榕心疼地说：“那么英俊的一张脸都睡歪了！”这是由于长期只许面朝外一个睡姿造成的。

1957年阎明复（右二）随毛主席出访苏联。

    平反后，胡乔木调阎大哥去“大百科全书”任副总编，后又被彭真要去当了全国人大办公厅任副秘书长。1986年，中央要物色一位新统战部长，时任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推荐阎明复，他说“小阎在秦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就这样阎大哥出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很快他又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中国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阎大哥以他独特的主政方式、极强的服务意识、非典型的官员形象、真诚热情的个人魅力，获得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以及地方统战部部长们众口一词的好评。198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阎大哥被一抹到底。

    1991年，阎大哥被分配到民政部当副部长。从副国级到副部级，被贬了好几级，但他没有一点负面情绪，而是欢天喜地地去了民政部。见他又一番的豪情万丈，老秘书王健民既心疼又气恼地说“又犯过去那个德性了！”我也不以为然：“服从组织分配就得了呗！至于那么高兴吗？”有一位大哥干脆说“明复真傻，给个副部长也当？！”逢此阎大哥每每都会诚恳地说：“毕竟受党那么多年的教育嘛！”在我母亲眼里，耀邦和阎明复是党内最天真的两个人，她对阎大哥的坦荡很是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阎大哥主动去拜访时任民政部长的崔乃夫，恳切地说：“我来民政部绝不拆台而是补台，是安定因素绝不是不安定因素。”上班没几天他就完全进入了角色，一张口就是“我们那儿！”还说“原来以为让我出来是象征性的，不会重用的，现在看不是这样的，还是真让干，给压担子，我分管了……部门”，他数了足有10个单位，都是民政部无关紧要的部门，别人懒得管，推给他，可他还挺高兴。一说起自己现在的一摊事，他总是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他分工管残疾人和智障人，精神病院，养老院，弃婴院，荣军院，三项康复（白内障，小儿麻痹，聋哑），所辖52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2亿多人。“过去在统战部，都是为民主党派、党外人士服务，现在在民政部为残疾人服务，都是一样的服务，只不过统战部层次高点罢了！”。还说“我以前一直在中南海，在中央领导身边，可谓高高在上，来到民政部后才真正接触到了底层的民众，才了解了社会。”

    阎大哥对天底下受苦受难之人有种本能的感情，他见不得穷苦人，见不得弱势群体。到民政部后，阎大哥的天性就流露得更加淋漓尽致。每到孤儿院、福利院或贫困地区，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泪，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甚至摘下手表去救济人家。我就亲历过多次。一次阎大哥到甘肃临夏下乡，路上偶遇一位大脖子病（甲状腺肿）患者，他立即让部下送那位老乡去兰州手术治疗，一切费用由他全包。在孤儿院，他向演出节目的小孤儿们鞠躬，周围人员忙不迭地阻止：“不可不可！哪有爷爷给孙儿鞠躬的！”看到孤儿院里的胖厨师，他会莫名地愤怒，就因孩子们太瘦弱了……他不仅仅是动情，更是付诸行动。争取资源解决问题是他的擅长，例如在武汉儿童福利院，看到孩子们生活环境太差，立即打电话给台湾慈济会，要了2千万，并且现场办公，敲定配置工程，让在场所有人感动。

    我曾见阎大哥讲述亲睹的民众之疾苦时，他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了，说：“我们一定要为中国的穷人做事，能帮一个是一个，但是要真心实意地帮他们，保证募得的每一分钱都能用到他们身上。有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太苦了，有些地方你都不能想象，简直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情况！”

无论是孤寡老人还是福利院的孩子，都是阎明复最深的牵挂。

    张学良与阎宝航是老乡加老友，他曾说“没想到玉衡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衡女士曾随阎大哥下去考察，回来后对我说：“不行，不行了！大哥见到穷人就止不住落泪，他掏钱我们也得掏啊！都掏得光光了！” 民政部老徐局长也向我“抱怨”：“这个明复啊，什么人都见，什么事都帮，他就说不出一个‘不’字来。特别有同情心，动不动就会流眼泪，掏光自己的钱包，万元的手表也会摘下来送给贫苦农民。”

    1994年，在阎明复的一再坚持和亲手操办下，“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了。世界各个著名慈善组织纷纷开始与中国合作，从此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慈善事业。说阎明复是中国“现代慈善之父”一点都不为过。但他在这个并不涉权力的岗位上，也还是没能摆脱之前的阴影，难免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例如1998年华东大水灾，慈善总会一下子就筹到4.7个亿的捐款，远超民政部和红会。阎大哥曾两次去湖北灾区，逢人就激情感谢，只要时间安排得开，不管捐大钱还是捐小物，他都热情接见。但是他的善举却令慈善总会被宣传部门封杀了，无论电视台还是报刊都不准报道慈善总会的消息，特别是不准报他去灾区，电视里不能有他的镜头。总会同志想不通，可他大度一笑：“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该去灾区，只要钱能用到灾区人民就好。”

1998年阎明复在慈善总会募款现场。

    “中国特殊（弱智人）奥运会”能融入国际并引进中国，也是在阎明复任上蓬勃发展的，它引导了全社会对中国1100万智障人士的关注和尊重。说起“弱智”不禁让我莞尔，想起了一桩趣事。阎大哥调到民政部后，先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但都是副职，夫人克良佯装不屑。某天，阎大哥一回家就兴高采烈地对克良说：“这次我担任的是正的了！”

    “什么机构？”克良问。
    “中国特殊奥委会主席。”阎蛮得意。
    “怎么个特殊？”克良又问。
    “就是指弱智人”阎回答。
    “嗯，挺适合你”克良幽默地一语双关。

    克良大姐才貌双全，可惜后来得了与我父亲同样的绝症，手术后突发严重情况。抢救时，原六局小郝拉着我一起去医院，明复大哥悲痛得一直流泪。这次虽然抢救过来了，但生命之火如风中之烛，最终还是熄灭了。

    虽然慈善总会是阎明复一手创立的，但94年他还在任上，他请退下的崔乃夫部长出任了第一届会长，五年后他才担任了第二届会长。2002年底阎大哥退职时，慈善总会共募到至少10亿以上的善款（这在90年代也算是个天文数字了）。此外，总会还开展了多个誉满中国的项目，如“微笑列车”，“烛光工程”……阎大哥的挚友、美籍华人王嘉潋先生，就是在阎明复任会长后才进入中国，从1999年至今，“微笑列车”已为40万“唇腭裂”儿童做了手术治疗。

    时任《公益日报》总编的刘佑平曾釆访阎明复，他问道：“您当过毛主席的翻译，又当过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政部副部长，还做过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要您自己总结，您觉得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是什么？”略思片刻，阎大哥深沉地回答：“我自己觉得，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组织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主导创办中华慈善总会，并在此工作了5年。这两件事，前者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后者是救助困难群众。”

    为什么阎大哥把“救助困难群众”作为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两件事之一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自己认为的“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再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他的家庭教育。

    大哲学家罗素在其名著《教育与美好生活》中特别着重提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阎明光大姐曾说“爱人如爱己”是阎家的家训，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阎宝航出身贫苦，早年在他的家乡辽宁海城办过“贫儿学校”，开慈善办学之先河。在陪都重庆时，阎公馆专门收容从东北来的抗日志士，小洋楼变成了骡马大店，人称“阎家老店”。阎宝航的子女也都继承父愿，在张学良的资助下，成立了“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明光大姐，至今仍奔波在慈善路上。这种“爱人如爱己”的训导，父母的潜移默化，加上与生俱来善良的天性，这就形成了阎大哥与我们这些革命后代有所不同的人生观。我们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政治环境中长大的。那种“爱人如爱己”的基督精神，与我们这些“正统”革命家庭的家训有点不一样。我想，这大概就是在官场上为什么阎大哥会那么与众不同的原因吧！

抗战前夕，阎宝航、高素桐‍夫妇与子女合影（中间最幼者是阎明复）。

    阎大哥从慈善总会退下后，从头开始学电脑，用了十年时间，在与病魔的艰辛较量中，终于在84岁那年（2015年），为党和国家贡献了一部近100万字的《阎明复回忆录》。此书有巨大的文献价值，特别对“中苏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这样评价道：“此书是20年来不可多得，可遇不可求的原创好书。”

    阎大哥对十年著书的艰辛，也是一如既往的泰然。他在自序中写道：“如今，我已80多岁，这几年免不了多有犯病，幸得家属津利，南南精心的照顾。每天坚持散步，游泳，感觉自己记忆力还算清晰，思想也不迟钝，一边回想往事，一边记录过程，使我获得饱满的情绪和积极的心态，去更客观地对待历史，更乐观的地看待生活。精心收拾起过去的岁月，想来是很有意义的事。”

2015年6月25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一书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鞠躬尽瘁”，阎大哥配用这个词！很多人都不知道，阎大哥在统战部五年，因无名高烧住院竟达66次，多么惊人的数字！他常常撕掉病休单，带着38~39度高烧坚持工作。人们只看到阎部长日益消瘦和苍白，但他那饱满的工作激情，怎会让人想到他是个病人呐？我是个医生，依我的判断，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而统战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很容易造成他免疫系统紊乱，从而反复引发无名高烧。最终他还是没能躲过自身免疫系疾病——重症肌无力，一种难治且可致死的顽疾。

    那是2002年12月的一天，也是他退下来的当年，阎大哥被确诊患了“重症肌无力”。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觉得他整个人都脱型了，眼睑下垂，眼球转动缓慢，吞咽障碍。由于咽喉部麻痹，说话得用鼻音，所以乌噜乌噜的，我忍不住的笑了，他竟然也跟着呵呵大笑起来，依然乐观如初。

2012年，陶斯亮与先生理由探望阎明复。

    从这年起阎大哥就失去了健康。18年来他一直在病中艰难生存，先看看他那惊心动魄又堪称奇迹的疾病史吧！

    最早，于2002患上不亚于癌症的“重症肌无力”，4年后居然治愈。

    2006年发现“肝占位性病变（怀疑癌）”，后自行神奇消失。

    2007年因发烧使用抗生素造成全血相降低，诊断为“MDS”(白血病前期），医生说只能生存1-2年，结果控制至今。

    2013年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医院通知家属准备后事，结果起死回生，连支架都没放。

    2016年被护工失手摔得三窍出血，面目全非，面部多处骨折，他跟没事人似的，没有一句抱怨。

    2018年初感染重度肺炎，恶化为“大白肺”，竟然奇迹好转。

    2019年初，又发生“吸入性肺炎“（护工将酸奶误倒进他的气管里），且遇“血栓与大出血”的棘手难题，住进医院ICU抢救。

    每一次都凶险无比，几乎必死无疑，但阎大哥以他一贯的达观和从容，对随时准备吞噬他生命的病魔竟毫无感应。他从来不提他的病，从来没有说过哪儿不舒服，相反，他整天都在寻找快乐，直到2018年还一直坚持游泳。而最让他开心的事就是吃。他病得那么重，一次竟能吃掉半斤三文鱼和一盘基围虾，可见病从不会影响到他那超好的胃口。对这种毫不在乎的病人，疾病奈他几何？

    南南说阎大哥每次的康复秘诀在于“他对自己的病视而不见，总是关心别人。南方冰雪，四川地震，云南支教，救助早产儿……没他不惦记的。这次又全神关注战疫形势，时不时向护士寻问消息，心中装满了大爱和小善。关心别人，自己的病倒好了。”

    台湾最大慈善会王执行长贺阎大哥九十大寿的对联“德为世重，寿以人尊”，短短八个字高度概括了大哥的一生。

    在阎大哥最痛苦的时候，陈津利博士放弃事业，成为阎大哥忠实的后老伴。她无微不至、尽心尽力地照顾阎大哥，但命运多舛，这期间津利自己也两次患癌，但每次都受到阎大哥的感召，在病情稍稳定后又回到阎的身边，俩人相依为命，共同抵抗命运的残酷。

    2020年年初，由于新冠肺炎，医院彻底隔离了阎大哥，不允许津利继续陪床，也不让明复大哥心爱的独生女儿南南来探望，这对阎大哥来说比病魔的打击还要致命，我担心他这一关怕是过不去了。国庆前夕，津利和阎兰终于获准去看望了大哥，大哥再次颠覆了我的认知！

    津利在探视后发微信给我：“他的精神状态很好，看到他的气色好，眼睛发亮，还胖了一些，我们告他越来越年轻了，他笑了！我们与他沟通交流很好，替大家给他祝福，他还不断与我们说话，用眼神沟通，作手势，临走告别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当然也含泪光和渴望）！”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于是问津利 “不管病成什么样，大哥的精神一直没有垮掉，我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