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毛泽东24岁，
    十六年的读书生涯，
    二十四年的青春历练，
    终于迎来他人生第一次大的飞升，
    他觉悟了。
    悟个什么？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
    这不是虚文，
    更不是摘抄，
    而是青年毛泽东的真实感悟。
    有文作证，有诗作证，有事作证。
    这一年，他写了四篇宏文，
    有《心之力》、
    《体育之研究》、
    《论大本大源》（即《给黎锦熙的信》）、
    《<伦理学原理>批注》，
    这是他的悟道感言。
    第二年，他在送好友罗章龙去日本时，
    写了一首诗，
    见证了当时他悟道后的心境，
    这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其中写道：

    丈夫何事足萦怀，
    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
    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
    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
    诸公碌碌皆余子。

    青年毛泽东悟到的
    是千古圣贤悟出的“万物一体之仁”，
    他的心从此与圣贤相通，
    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他的思想已经越过了“高山”，
    他的精神已经达到禅宗所谓的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崇高境界，
    从此可以“背负青天朝下看”。

    青年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小我”飞升到“大我”。
    从大我的视角看宇宙、看人类、看世界、看社会，
    他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理，
    这些真理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发现革命真理，
    奠定了基石，铺平了道路。

    他发现了哪些真理呢？

《万山红遍》李可染

    1、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青年毛泽东认为，
    当时社会的各种改良、
    变法都在末节上下功夫，
    没有在本源上下功夫，
    多数精英既“无内省之明”，
    又“无外观之识”，
    所以不能救治天下。
    解决之道，
    只有从“心”上下功夫，
    他说：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 1959年作 人民大会堂藏

    2、立真志，求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认为“志向”不可轻立。
    许多人所谓的“立志”，
    不过是一种模仿，一种盲从，一种冲动，
    并不是“真志”。
    这样的志向，不可能坚持。
    他认为：

    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真理是什么？就是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认为：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
    贤人，略得大本者也；
    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只有将全副功夫，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才能发现真理，
    找到真志。
    这一年，青年毛泽东还未找到自己的真志，
    他只写了两句话，
    表达自己的志气：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是这么写的，
    也是这么在做，
    他不像他的同龄人那样轻易立志，
    他是思考了很久、很久，
    才在四年后
    选择了共产主义事业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志向。
    可以说，为了此志，他寻找了28年；
    也是为了此志，他又奋斗了两个28年，
    奉献了一辈子。
    这才是他所谓的“真志”。

傅抱石《卜算子·咏梅》词意 1964年作

    3、利他即利我，宇宙一大我

    人人都有“我”，人人都自私。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私”。
    恰恰相反，
    许多人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如何自私，
    如何对自己好。
    青年毛泽东却很早觉悟到这个道理，
    他把“自利”与“利他”打成了一片，
    而且非常清楚先后次序：自利、利他、自他不二。
    这种觉悟，
    来自他的大我之心。
    如果不是从“大我”看，而是从“小我”看，
    是看不到这种统一的。
    请看他的精彩分享：

    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贸然利之者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青年毛泽东对于那些以“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的小人们，

    是嗤之以鼻的。
    今天社会，
    有许多以“公益”、“慈善”、“利他主义”等名相行骗，
    其实是没有觉悟的表现。
    请看青年毛泽东的揭秘：

    世上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多矣。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天下平”，“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

    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上文的重点是强调“本、末、先、后”，
    强调“利我”“利己”是本、在先；
    而“利他”则是末、在后。
    批评那些把“利他”放在首位本位的思想，
    看似是“善”，往往有“大伪”，
    因为不符合“道”，
    所以容易被小人利用。
    实际上，“最大的利己”，
    就是觉悟“从小我到大我”，
    “从小真到大真”，
    推己及人，利他就是利己。
    有多大的我，就利多大的他；
    利多大的他，就利多大的我。

傅抱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65年作

    4、精神利己

    如何理解利人就是自利，

    青年毛泽东有他精彩的解释，请看：

    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之价值。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这个概念很重要，
    物质之利、肉体之利，
    都是有限的，
    只有精神之利才是无穷的。
    着眼于前者，则容易满足，
    容易狭隘，容易堕落，
    不愿意利他；
    着眼于后者，则心胸开阔，
    催人奋进，幸福快乐，乐于利他。
    在今天这个知识分子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而鼓动老百姓做“快乐的小猪”的时代，
    重读百年前青年毛泽东的箴言，
    该是怎样的心情啊！
    你绝对不会相信：世界是进化的。

傅抱石《登庐山诗意图》 1965年作

    5、主观之道德律

    《伦理学原理》这部书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写的名著，
    上个世纪初从日本传到中国。
    在一个西方思潮强势入侵的时代，
    在国人纷纷倒在西人的脚下崇洋媚外之际，
    湖南的一个24岁的青年，
    却可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
    对该书进行了详细的评点与发挥，
    10万字的书，
    做出了12100字的评价，
    真可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青年毛泽东，
    文如其人，跃然纸上，
    其深刻的思想、
    深厚的底蕴、
    辩证的精神、
    博大的胸怀，
    都在原书作者之上。
    中国人学习西方，
    当有这种精神与视角。
    越是站得高，越能看得清，越能学得好。
    青年毛泽东就是这样学习西方的思想，
    所以，他比那些出国留学的学生还要学得好！
    即便泡尔生本人看到毛泽东的批注，
    也不得不为他的思想所折服。
    譬如，
    下面这段关于“主观之道德律”，
    是西方哲人梦都梦不见的思想。

    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

    青年毛泽东不仅主张道德律靠自己，
    不假外求，
    而且反对盲目的道德，
    他说：

    现今之人所为善事，如修桥补路之类，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

傅抱石《风展红旗如画》 1965年作

    6、精神个人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
    儒家强调“修齐治平”，
    注重个人与团体的统一。
    个人主义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
    一些人用“个人主义”否定传统的团体文化；
    另一些人用传统团体文化排斥个人主义。
    双方各执一词，
    打来打去，
    到今天仍然在打架。
    而青年毛泽东早在一百年就化解了这个问题，
    方法仍然是在“精神”上。

    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从“精神个人主义”角度，
    解决了个人与团体、
    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国家乃至个人与宇宙的矛盾。
    “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
    这个“其”指的是“精神”，
    或者说“大我”。
    个人是“小我”，
    团体是集各小我之“大我”。
    只有小我觉悟了，
    有了“大我之精神”，
    才能真正做到个人与团体合一。
    所以，青年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指“大我心”，
    与今天流行的小我之个人主义，
    相差何止云壤？

傅抱石《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4年作

    7、可尊者惟我

    中国人的思想很虚，也很实。
    中国人的生活很精神，也很物质。
    中国文化很重视“我”，
    这个“我”既不是“小我”，
    也不是“无我”，而是“大我”。
    儒家里讲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
    强调自立、自达，
    就是在强调“大我”。
    《庄子》里讲：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强调“大我”。
    老子说：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强调“大我”。
    佛说：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天上天下，惟我独尊”，
    强调“大我”。
    这种“尊我思想”，
    与那些刚愎自用、
    功高我慢、
    固执己见的“小我”，
    有着天壤之别，
    差别在于：一个心“大”，一个心“小”。
    其中道理，
    请看青年毛泽东的心解：

    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同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傅抱石《虎踞龙盘今胜昔》 1964年作

    8、且为作用，且为正鹄

    “正鹄”指目的，
    “作用”为手段。
    青年毛泽东批注
    “凡积极道德且为作用，且为正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凡是世界上有积极意义的道德，
    既是我们完善人生的手段，
    又是完善人生的目的。
    这种“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思想，
    将极大地改变人生的价值观。
    青年毛泽东如是说：

    “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这一道德价值，
    既可以作为手段帮助人们找到工作的意义，
    也可以作为目的成就非凡的人生。

傅抱石《井冈山》 1964年作

    9、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善恶是相对的。
    这一点，青年毛泽东比泡尔生有更深的见地。
    他在批注中写了一副对联，
    气势恢宏，他写道：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
    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后来，毛泽东带领共产党人的革命史，
    不正是这样吗？
    没有蒋介石举起屠刀，
    逼上梁山，围追堵截；
    没有红军两万五千里，
    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长征；
    没有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侵略战争，
    怎么会有后来中国共产党那么伟大的成功！

    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哥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

傅抱石《廖廓江天万里霜》 1964年作

    10、大同之境非人生之所堪，一治即有一乱

    什么叫悟道？
    悟道就是能看见人们看不见的道理。
    并不是说悟道者脑袋上或额头上又打开了一个眼睛，
    而是同样的眼睛，
    同样的世界，
    同样的事实，
    同样的现象，
    有着不一样的见地。
    这样的见地来自“慧眼”，
    慧眼来自大脑的智慧。
    青年毛泽东已经具备这样的慧眼，
    他总能看到人们看不到的“道理”，
    譬如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

    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遭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青年毛泽东的上述论断，
    对于一些善男子善女子而言是颠覆性的。
    几千来的中国社会，
    谁敢说
    “大同之理想乃谬误”、
    “人类之理想乃谬误”？
    然而，纵观历史，
    一治即有一乱，
    又何尝没有几分道理呢？
    毛泽东接着写道：

    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青年毛泽东悟到的“安逸宁静之境，
    不能长处，
    非人生之所堪，
    而变化倏忽，
    乃人性之所喜也”，
    确实是人生的实相、人性的真相。
    然而，四年后，
    当毛泽东再次翻越“高山”之后，
    他又从容地回到“人间”，
    深谙人性的他，
    还是高举理想主义旗帜，
    为了人类的平等，
    为了世界的大同，
    去教化民众，
    改造民众。
    这个并无矛盾。

傅抱石《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意 1964年作

    11、恶，乃善之次等

    没有智慧的人，
    对于世界的认识容易脸谱化，
    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而有智慧的人则不然，
    他总能发现万事万物的联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于善恶的认识，
    也是如此。
    青年毛泽东的惊人发现是，
    “恶”甚至不是“善”的对立面，
    而是与“善”一样，
    也有它的价值，
    不过仅仅次于“善”的价值而已。
    这可是发前人未发之先声，他说：  

    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

    毛泽东此时还不认识蒋介石、王明等“恶”人，
    却已准备好了与他们相处的价值观，
    后来所谓“反面教材”的智慧，
    就来自于青年时代关于“善恶”的深刻领悟。
    蒋介石、王明、日本人对于毛泽东，
    在一些时候是最大的恶人，
    然而，也恰恰是他们给予毛泽东及共产党人以最深刻的“教育”，
    让毛泽东共产党的事业在艰难困苦中日益成熟。
    这才是全面的认识。

傅抱石《西江月·井冈山》词意 1958年作

    12、君子小人之别

    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此语甚然。君子小人于欲发显自我一也，不过其识见有高下之别云耳。识见有高下之别，故手段有高下之别。吾人评判其人格，因而亦有高下之别。彼固不自知也。彼自视其人格，其高成不可几及，及出与君子比而始知其低焉。彼于卖友卖国并不见为罪恶，其罪恶之见，乃吾人比较之于不卖友不卖国者而得之。故吾谓天下无恶，有之则惟次善，天下无恶人，有之则惟次善之人也。

    本篇观点是“恶，乃善之次等”的推论。
    青年毛泽东从善恶本一体，
    进一步到君子小人也是一体的，
    小人不过是没有觉悟的君子，
    君子不过是觉悟的小人而已。
    他的这种见地，
    恰恰是大我之心的表现。
    毛泽东的一生没有私敌，
    跟他青年时代的觉悟，
    有着很大的因果关系。

傅抱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64年作

    13、离去事实无善恶

    老子《道德经》尝言：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
    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
    善恶作为教条常常骗人，
    有时甚至杀人。
    青年毛泽东目光如炬，
    他提醒人们，
    不要被善恶的“名”遮盖了眼睛，
    关键在于善恶的“事实”。
    他说：

    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革命后，他的那句诗：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既是他青年时代上述观点的续写，
    又是他死后的预言。
    今天，我们这样那样地评价毛泽东，
    别忘了基于“事实”。
    离开了事实，
    不要论毛泽东的善恶！
    当我们审视历史事实时，
    又哪里能发现毛泽东的“恶”呢？

傅抱石《忆秦娥·娄山关》词意 1958年作

    14、非为害恶而除去害恶

     害恶，人之所恶也。
    害恶来了，
    人们常常被害恶牵着鼻子走，
    反而治不了害恶。
    青年毛泽东治“害恶”另有一套，
    请看：

    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除去害恶，非为害恶而除去害恶也。吾人自欲遂行具足生活也，害恶之为多为少，除得尽除不尽，吾岂知之哉。

    荀子在其《不苟》篇中指出：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
    ……国乱而治之者，
    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
    去乱而被之以治；
    人污而修之者，
    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
    去污而易之以修。
    故去乱而非治乱也，
    去污而非修污也。
    治之为名，
    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
    为修而不为污也。”
    两千多年前荀子的观点与青年毛泽东悟出的道理如出一辙。

    青年毛泽东所谓“具足生活”，
    就是今天所谓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需要智慧，
    需要一种心境，
    不为“害恶”所主导，
    才能真正主导幸福的生活。

傅抱石《长征》诗意图 1958年作

    15、悟透生死

    一个悟道的人，
    首先要悟透生死。
    过了生死关，
    才有起码的觉悟，
    才能生起大无畏的求道精神，
    才会有法喜充满。
    青年毛泽东24岁就已经彻悟生死，
    他说：

    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

    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住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曰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

    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与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而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

    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豪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

    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痛苦，既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乃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

    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好一个“奇伟之巨变”！
    好一个“生死之大波澜”！
    青年毛泽东悟透生死，
    还有更深的领悟：

    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

    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他高声地呼喊：

    要毁旧宇宙，
    而得新宇宙！
    在这种觉悟下，
    当他开始革命后，
    对于死亡的威胁，
    才有那样的淡定，
    那样的从容不迫、
    毫无畏惧。
    最终被他“摧毁了一个旧世界，
    建设了一个新世界”。

何海霞《无限风光在险峰》

    16、时间一体与现实主义

    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现实非此之谓，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即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或谓吾人负有生殖之责任，吾亦不信，我自欲生殖也，我具足生活中有此一片段之生活，我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青年毛泽东从时间的整体性悟道“现实”的重要性，
    处处皆现实，
    也就是禅宗里讲的“活在当下”。
    过去、未来都是为“现实”服务的。
    对于“继往开来的责任”、
    “生殖的责任”，
    他都表示怀疑，
    如果这些责任不是为了“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
    则极容易流于形式、沦为虚伪，
    对于完善自己的人生没有好处。
    后来，
    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
    调查研究的重视，
    与青年时代的这种觉悟不无关系。

    然而，
    毛泽东的现实主义，
    与今天流行的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
    是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的现实主义，
    强调过去、现在、未来本来一体，
    都是为现实服务的；
    而今天的现实主义，
    是一种没有未来、
    没有过去、
    迎合现状的庸俗现实主义。

李可染《北国风光》 1972年作

    17、圣贤豪杰之精神

    圣贤豪杰都是有“大我心”的人，
    青年毛泽东已经觉悟“大我”，
    所以，
    他与历代的圣贤豪杰的心是相通的，
    他对圣贤豪杰精神的描绘也是精准的。
    我们要以圣贤豪杰为榜样，
    陶冶自己的精神，
    从小我走向大我。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

    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敌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

    青年毛泽东的这番感悟与孟子“浩然之气与大丈夫”的修养相通。

    《孟子?公孙丑上》：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滕文公下》：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李可染《雄关漫道·苍山如海》

    18、己即神也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摆脱了神灵、宗教的困扰，
    进入了昌明的人本时代，
    世间一切生活，
    唯道是从。
    西方至今仍然有上帝，
    有宗教，
    从这个意义上说，
    西方是蒙昧与落后的。
    进入近代以来，
    一些国人，
    丢了自信，
    反而对有神论、基督教情有独钟，
    把他们视为先进，
    完全颠倒了本末先后。
    青年毛泽东深谙中国圣贤之道，
    对此看得很清楚。
    真正的道德，
    发自人心，
    而不是神灵。
    请看：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源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

    己即神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观，
    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发现。
    管子《内业篇》中记载：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思之而不通，
    鬼神将通之。
    非鬼神之力，
    精气之极也。”
    后来，
    人们称颂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这个“神”就是“思想精气”之极的结果。
    每个人，
    只要能用正确的方法长期修炼，
    都可以从“人”修炼成“神”。
    毛泽东做到了，
    雷锋做到了，
    周恩来、钱学森等等人物都做到了，
    他们不都像“神”一样么？

钱松嵒《红装素裹》

    19、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

    一个觉悟的人，
    是自动化的，
    是独立思考的，
    是不需要外力影响、
    控制与监督的。
    即便是所谓“义务”，
    也是自动自发自愿，
    不是他人的要求。
    而且，
    对于他人的义务，
    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义务，
    自他不二，
    反应在行动上，
    就是没有对于他人的所谓“义务”，
    只有对于自己的“义务”，
    也就是说：所谓“义务”，
    就是自己的分内之事，
    不是分外之事。
    青年毛泽东对于“义务”有着精辟的论述。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的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盗偷、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
    完全是中国心学的产物，
    与西方的唯物主义没有关系，
    许多观点正好相反。
    毛泽东为《伦理学原理》批注的这些文字，
    字字句句都闪现着心学的光辉，
    他站在心学的制高点，
    强调人的力量、心的力量、
    精神的力量、自觉的力量，
    阅读和审视泡尔生的观点，
    当然更精辟，
    更能引人深思。
    譬如，
    救人一事，不是为人，而是为己；
    如果不救，即便无罪，心里也不安。
    这里典型的心学。
    因有万物一体之仁，
    别人的灾难就是我分内之事，
    所以才有“不救难安”的心理，
    而在西方，
    他们没有这种逻辑。
    如果普及了这样的“义务”观，
    这个社会何愁不和谐？
    后来，毛泽东创立的党政军，
    有着高度自觉的纪律，
    就是这样的义务观发展的结果。
    这种义务观，
    就是王阳明所推崇的“知行合一”的良知，
    人皆有之。
    这种义务观，
    有着积极的意义，
    毛泽东经一步论述道：

    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有当务之职与尽其职分之能力，而偷安而不之为，即为义务之所禁。人别有当购之物品，而耗其金钱于逸乐，即为义务之所禁。何也？怠于当务之职分、缺于当购之物品，即对于具足生活有缺陷也。义务者，非仅有不为云云之意义，非仅有消极之意义，而又有积极之意义也。

    什么是义务？
    “实践至善”、
    “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
    “以实践具足之生活”，
    都是对于自己的要求，
    是对自己好，
    不是对别人好，
    所以必须特别的认真，
    不敢懈怠。
    实际上，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修身”，
    青年毛泽东，
    把西方所谓的“义务”转化为中国的“修身”，
    那样的自然和富于理性，
    相信西方人也不能不接受他的观点。

钱松嵒《井冈山颂》

    20、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

    毛泽东，
    天生英才，
    如万吨黄金，
    然而，
    不经过后天提纯，
    不提纯到0.9999的纯度，
    他也不会有今天的价值。
    学习毛泽东的意义，
    不在于他是“万吨黄金”，
    而是他提纯“黄金”（人生）的方法。
    青年毛泽东强调“实现自我”，
    强调“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就是强调开发自己、
    提纯人生的方法。
    他在24岁那年，
    彻底觉悟这些宝贵的方法，
    并见之文字，
    传于后世，
    成了我们今天修身的重要参考。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天下事之所以败，所以无价值以此。真伪之所分，即优劣之所分也。

    毛泽东强调“真诚”、
    “专注”，这也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庸》里讲
    “自诚明，谓之性；
    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这里的“性”是指前文说的“黄金”（也可类比其它材料）的分量；
    这里的“教”就是“实现自我的方法”。
    人的一生，
    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块什么材料，
    几斤几两，
    然后要懂得方法，
    去雕琢、完善这块材料，
    使其绽放出最大的光芒。
    要注意的态度就是——真诚。
    没有真诚，什么事也做不了。
 
    《中庸》接着讲：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至诚”就是青年毛泽东所谓的“大真诚”，
    毛泽东做到了“至诚”，
    所以他能“经纶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毛泽东受中国文化影响，
    深矣！巨矣！

吴作人《战地黄花分外香》 1977年作

    21、毛泽东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1905、1915年先后发现了《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
    他把时间与空间并列形成了新的“相对时空观”，
    超越了牛顿的经典“绝对时空观”，
    在物理学史上掀起了一场革命。
    仅仅两年后的1917年，
    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青年毛泽东，
    以他独特的视角居然也发现了类似的宇宙奥妙——时间是由空间运动产生的。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