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我在这里将“共产党对其军队的政治指挥系统”类象比喻为人体中存在的“经络”，是综合运用了类象思维、宏观思维、整体思维、模糊思维与务虚思维等象思维，如果从抽象思维、微观思维、局部思维、精确思维与务实思维等体思维来看，是不可能理解上述转化的。让我们继续从象思维的视角做个总结。

    从象思维的视角看，如果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整体看成一个由人组成的“生命型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基本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党（相当于人体的大脑、神经及经络系统）、政（相当于人体的脏腑系统）、军（相当于人体的四肢系统）、民（相当于人体的全部细胞）。为什么是这四个部分呢？因为党没有自己私有的事业，离开了他所领导的“政”，离开了他所领导的“军”，离开了他所领导的“人民”，党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党、政、军、民，是随着党的成长，而逐渐生长出来的一个整体生命，他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这已经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所证明。

    毫无疑问，“党”在整个生命事业体内起着“头脑”作用，与头脑相伴随的有“神经系统”与“经络系统”。神经系统是相当于军事指挥系统，这是任何其他军队都有的标配；经络系统是相当于军队的政治指挥系统，这是共产党军队不同于其他一切军队的独特配置，所以他更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这也为解释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为什么在极端悬殊的敌我军力对比下还能打败对手提供了理由。因为志愿军经过二十多年血战，已经成长为具有完善大脑和经络系统的“战神”（高级生命体）；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过是有着先进武器和单纯军事指挥系统的“机器人”而已，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另外，由党员组成的、从上到下的政治指挥系统（或称“党的领导系统”），类象“人体经络”，还有如下的理由。一、党的领导系统，就像人体经络一样，起到了“联系脏腑”的作用。在党的事业生命体中，联系脏腑，团结各方，靠的是“统一战线”。党的坚强而系统的领导是党的统一战线取得巨大成功的核心关键；二、党的领导系统，就像人体经络一样，起到了“运行气血”的作用。共产党是怎样给整个事业“运行气血”、供应营养呢？主要依靠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并以“群众路线”贯穿上下；三、党的领导系统，也像人体经络一样，起到了“抗御病邪”的作用。党对病邪的抵抗也是分层次的：首先，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党员，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是第一层防线；其次，基层党组织（如连党支部、村党支部、街道党支部等），起到战斗堡垒作用，是第二层防线；第三，各级党组织、各级干部，起到坚强的领导作用，是第三层防线；第四，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第四层防线；第五，党的领袖，集中全党的智慧，是第五层防线。所以，外邪试图颠覆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必须“过五关”，难于登天。从这三个方面看，我们将“党的政治指挥系统”或“党的领导系统”类象为“人体经络系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这样的类象转化有什么意义呢？至少有三条：一，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深入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深邃的中医经络学说。原来不理解的，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更高维的视角，促进理解。即便是专业的中医师，也有必要从这方面重新审视传统的经络学说，以便更好地转化为临床指导思想；三，可以帮助我们在各自的事业中，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借鉴中医经络学说的系统思维，构建我们事业生命体的大脑和经络系统，从而打造面向新时代的生命型事业。

    七、反“左”反右，修炼真阳

    太极生阴阳。太极是最宏观的思维，是认识的开始，但它没有分别，分别认识事物是从阴阳开始的。这就是毛泽东常讲的“一分为二”，一就是太极，二就是阴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悟得大本大源，从太极上认识了万事万物，所以他的阴阳思想才能够始终不离“太极”，不离“一”，不离生命之“真阳”。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太极上悟道，就不能把握好阴阳，就特别容易在认识事物时走极端，要么“左”了，要么右了，使得阴阳失衡。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如果在太极阴阳上出错了，方向就错了，那么，后边的微观认识就离真相越来越远了。就中医而言，识得“阴阳”是最重要的本领。只有把握好了阴阳关系，诊疗才不会发生大的偏差。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说：“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

    阴阳平衡是理想状态。阴、阳因为虚实状况不同，常常偏离平衡态，而形成四种病证，即：阴盛证、阴虚证；阳盛证、阳虚证。怎么治呢？如果静态地看阴阳，常用的治则是阴盛则阳之，阳盛则阴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也就是：阴盛去阴，阴虚滋阴，阳盛去阳，阳虚扶阳。原则上似乎没有错，但从实际的诊疗效果看，每每不佳，有时甚至害人。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如果从阴阳互根的逻辑看，四证可以合为二证，“阴盛”就是“阳虚”，可合并为“阳虚证”；“阴虚”就是“阳盛”，可合并为“阴虚证”。如何识别“阴虚”、“阳虚”呢？郑钦安说：“三阴与三阳，病形各殊。三阳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三阴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阳色，为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也。”

    从宏观上看，如果总体症状表现是“阴色”、“阴象”，即：其人面目唇口青白无神，目瞑蜷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爪甲青，腹痛囊缩，等等，可诊断为“阳虚证”；如果总体症状表现是“热象”、“火形”，即：面目唇口红色，精神不倦，张目不眠，声音响亮，口臭气粗，身轻恶热，二便不利。口渴饮冷，舌苔干黄或黑黄，全无津液，芒刺满口，烦躁谵语，潮热盗汗，干咳多痰，饮水不休，六脉长大有力，等等，可诊断为“阴虚证”。知道了“阳虚证”和“阴虚证”就是识得了阴阳，可以对症下药吗？还有问题。

    证候虽然清楚了，但是导致证候的原因为何？阳虚证的原因是体内的阴气偏盛了吗？阴虚证的原因是体内的阳气偏盛了吗？《火神郑钦安》作者张存悌说：“真阴真阳，原无偏盛之理。元阴元阳，今人之偏盛有兹；世人知水火之有偏盛，而不知是客邪伤正之为偏盛也。”所谓“偏盛”，是指“客邪伤正”而成。阳虚证，“阴气偏盛”不是“真阴偏盛”，而是“邪阴亢进”而损害了真阳；阴虚症，“阳气偏盛”不是“真阳偏盛”，而是“邪阳亢进”，损害了真阴。所以，从扶阳学派看，无论是“阳虚证”，还是“阴虚症”，均可以通过“扶阳”的办法加以诊治。阳虚，扶阳，自然好理解；阴虚，为什么还要扶阳呢？因为“阴虚”只是假象，真正的原因是“邪阳亢进”、“真阳不足”导致的，所以扶持“真阳”，就可以驱逐“邪阳”，从而达到恢复阴阳平衡之目的。

    当代扶阳派人物卢崇汉讲得好，他说：“阴虚证为什么少见？甚至说根本没有阴虚证，还有‘天下无阴虚’的说法，这实际上也存在着阴不足的一面。血不足、津液不足，阴就不足了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怎样解决，这就是技术问题了。怎样用阳化生它，我们就要回到更高的层面上，然后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你的治法才不至于乱。”

    “天下无阴虚”，跟“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是一个意思。群众落后只是表现现象，根子还是领导不够先进。譬如，功能与物质、气与血、生与死都相伴而生，按照“阳主阴从”的观点，我们只能强调“阳”，不必强调“阴”——只能强调“功能”的亢进或不足，不必强调“物质”的亢进或不足，物质的亢进与不足是因为功能的紊乱造成的；只能强调“气”的盛与衰，不必强调“血”的盛衰，血的盛衰取决于气的盛衰；只能强调“生”的重要，不能强调“死”的重要，死何时来临取决于生的状态。

    “阳”是领导，“阴”是群众，领导为群众服务，“阳”为“阴”服务。“阴”跟群众一样，常常是不确定的，他的“确定”需要领导（或“阳”）来发动与激发。一般而言，任何问题不要责怪群众，而要责之于领导。高明的医生，把“阳”治好了，病就治好了；高明的领袖，把领导干部治好了，群众就好办了。《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中说“阴精所奉其人寿”，即“奉阴者寿”。这句话跟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做人民的公仆，把人民捧在头上，为人民服务，是一个道理。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长治久安。在人体之内，只有“真阳”负起责任，为“阴精”服务，才能健康长寿。真阳如此重要，所以必须保持充盈。任何损害真阳的行为都不利于健康。

    民国大医祝味菊在《伤寒质难》中说：“善养阳者多寿，好戗阳者多夭。阳常不足，阴常有余，此前人所未道也……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曰阴常有余，阳常不足。”对于大多数人类而言，体内之“阳”常常是不足的，所以要知道保持和补充；体内之“阴”常常是有余的，所以要知道归零和驱除。宋代窦材在其《扁鹊心书》中说：“道家以消尽阴翳，炼就纯阳，方得转凡成圣，霞举飞升。故云：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如强必毙伤。又云：阴气未消，终是死；阳精若在，必长生。故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道家认为，炼就纯阳，是长寿之本。

    然而，阳气不足，十有八九。阳衰，是阳虚证、阴虚症等各类疾病背后的真凶。明代大医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略》中解释了“阳衰”盛行的原因，他说：“本来之寒，生于无形无向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人之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之之气有余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阳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阳衰之病无所不至。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难治......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阳衰根本为忧。”今天，过着工业化现代生活的人类，如空调、冷饮、熬夜、手机等等因素，给人类“阳气”造成的伤害更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人类大多数疾病都与“阳衰”有关。

    至此，我们简单回顾了中医扶阳学派关于“真阳论”的学理来由，比较复杂。下面，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作为大中医，他是怎样在社会革命中灵活自如地运用中医思维的，他的理路和方法要简洁得多，堪称“大道至简”，值得今天医学界及所有从事生命型事业的同志学习和继承。他的道理，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反“左”反右，修炼真阳。

    在毛泽东思想中，阴阳观要简单得多。毛泽东的阴阳观就是他的矛盾论。矛盾无处不在，体现了阴阳无处不在。如何平衡阴阳呢？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促进矛盾及矛盾各方面的转化，引导矛盾向着目标前进。这种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反“左”反右，修炼真阳。在毛泽东看来，右倾，就是阳不足、保守、落后、顽固、停滞不前甚至反动退步的代表；“左”倾，就是阴不足、激进、冒险、冲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代表。为什么“左”要加上引号？毛泽东常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代表落后分子；中，代表中间分子；左，代表先进分子。这里的左，没有打引号，是“真左”，相当于中医所谓的“真阳”，这种左，是越多越好的，就跟人体的“真阳”越多越好一样。而现实中，许多“左”是“假左”，表现很积极，而实际上是冒险、冲动、机会主义、缺乏理性，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可能给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样的“左”，是“形左实右”，跟右一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因而带上“引号”。

    与上述扶阳学说对应，毛泽东反对的右，就是中医所说的“阳虚证”，反对的“左”，就是中医所说的“阴虚症”（或者“阳亢证”）。为了事业的健康成长，就必须既反“左”倾，又反右倾，这跟中医治病“既反阳虚，又反阴虚”一样的道理。毛泽东的反“左”与反右，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也是“中医”之中道，也是他自己说的“人间正道”，“过，犹不及”。下面举例说明。

    在思想上，反教条主义、反经验主义。一般而言，教条主义容易“左倾”，经验主义容易右倾。在党的历史上，存在两类干部：一类以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如王明、博古等人，这类人受过正规教育，书本知识较多，有他们的优势，但也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土地革命时期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都是他们制造的；一类没有出过国，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在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他们的经验丰富，但也容易犯经验主义。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工农干部跟着张国焘“南下”四川吃了败仗，就是右倾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思维障碍，佛家称之为“所知障”，也是一种病，如何救治呢？毛泽东的办法是展开经常性的整风运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方法，通过批评达到沟通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同志的目的。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简而言之，教条主义者“左”了，就要向右纠偏，“向实际方面发展”就是纠偏的办法；经验主义者右了，就要向左纠偏，“向理论方面学习”就是纠偏的办法。“左”则右之，右则左之，反“左”反右，平衡左右，这就是毛泽东的阴阳动态平衡法则。

    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上，毛泽东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所侧重，更注意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因为当时党内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更大。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强调：“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也是毛泽东“重阳”思想的体现，始终在阴阳平衡中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政治上，反冒险主义、反保守主义。冒险主义是“左倾”，保守主义是右倾。怎样判断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呢？怎样防止政治上的“左倾”或右倾呢？必须审时度势，依据敌我双方在天时、地利和人和方面的对比情况，做出理性的估计。这跟中医的“三因制宜”有点类似。
天时未到，地利不适合我而适合于敌，人和不到位，仓促出击，就容易犯冒险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时期，打长沙、南昌、赣州等大城市，包括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都是典型的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在敌战区、国统区发展党的地下事业，不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办法，而采取“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就是冒险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过程中打倒了开明绅士和城市工商业，甚至伤及了中农，也是犯了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

    天时已经到了，地利也适合于我方，人和也到位，该出击时却不敢出击，就容易犯保守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19路军，因反对蒋介石的“不抗日政策”而发动了“福建事变”。值此之机，毛泽东建议把红军拉到苏浙皖赣地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样好的建议却被当时教条主义中央拒绝了，他们犯了严重的保守主义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此时建立国共合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而一些党内同志，却坚持“关门主义”，拒绝与国民党合作，这也是犯了保守主义错误。

    关于识别与防止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毛泽东于1948年做了若干总结，他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当年“立三路线”的“左”倾，就是基于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前提下骄傲导致的。后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又说：“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一种保守主义。

    总之，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了容易产生冒险主义，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危及生命；太慢了容易产生保守主义，轻则贻误战机，重则同样危及生命。长征途中，“三人团”在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后来演变为逃跑主义，差点葬送了中国工农红军与中国革命。幸亏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挽狂澜，既反冒险主义，又反保守主义，使得红军走上了不“左”不右的正道。

    在组织上，反官僚主义、反尾巴主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需要合理的组织路线加以保障。这就要求处理好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官僚主义者，将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上，严重地脱离群众，表现为一种“左”的错误；尾巴主义者，自己的认识落后于群众，丧失了引领群众、组织群众的职责，因而表现为右倾的错误。这两种倾向性都不能领导事业前进，必须坚决地反对。

    关于官僚主义。这种主义在中国传承两千余年，根深蒂固，影响极坏，是共产党倡导的新文化的死对头，毛泽东对之痛恨不已，终其一生与之作斗争。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刻画了官僚主义的形象，他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提到的命令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形式，也是“左”的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关于尾巴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对“尾巴主义”做了形象的刻画，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借用中医的说法，官僚主义是“阳亢”的表现，发展下去可能成为肌体的肿瘤，因为官僚主义者自私自利，不顾人民群众（细胞）和生命整体的利益，只考虑自己和狭隘集团（器官）的利益，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如果扩散开来，就可能夺去生命；尾巴主义是“阳虚”的表现，发展下去会营养不良，因为各器官缺乏精神，不能主宰，不能引领，不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心不像心，肝不像肝，肾不像肾……，如果发展下去，同样危及生命。

    上面，我们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略举了毛泽东反“左”反右思想的若干具体运用。实际上，毛泽东反“左”反右的实践，远远不止这些，正如阴阳矛盾的普遍存在一样，反“左”反右的运动也始终不能停止。譬如，在统一战线中，既要反对“关门主义”、“不合作主义”的“左”倾倾向，又要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联合不斗争”、“只统一不自主”的右倾倾向。在抗日战争问题上，既要反对“速胜论”的“左”倾观点，又要反对“亡国论”的右倾观点。又如，在与苏联的合作上，既反对忽略苏联经验、盲目排外的“左”倾错误，又反对迷信苏联、依靠苏联的右倾错误。还有，1951年发动的“三反运动”，1952年发动的“五反运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都是对错误倾向的纠正运动。

    毛泽东经常性地发动反“左”反右运动，不是他爱好搞运动，而是因为生命型事业本身就是在运动中成长。领导者，就像生命之车的司机，他的手上掌握着方向盘，当车往左偏了，他就往右打方向盘；当车往右偏了，他就往左打方向盘。当车开快了，他就踩一下刹车，让车慢下来；当车开慢了，他就加一下油门，让车开快一些。一切动作，都是为了让生命之车行驶在朝着目标去的大道上。这是领导者不得不做的大事，由不得个人喜欢与否。

    毛泽东反“左”反右运动，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而且还在运动的过程中培养了我们民族的“真阳”。反“左”反右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一场伟大修行，修炼什么？修炼真阳。正如道家修炼人体真阳可以羽化成仙一样，共产党领导我们修炼民族的真阳，也可以引领中华民族永垂不朽。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心中的“真阳”呢？那些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共产党人及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在毛泽东领导的运动感召下，一批批英雄模范和劳动模范涌现出来了，如张治国、郝树才、吴满有、王进喜、时传祥、雷锋等等；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涌现出来了，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江姐等等；一批批忠诚的党员干部涌现出来的，如焦裕禄、杨贵、吕玉兰等等；一批批精忠报国的科学家涌现出来了，如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屠呦呦等等；一批批群众领袖涌现出来了，如习仲勋、陈永贵等等；一批批元帅将军涌现出来了，如彭德怀、林彪、粟裕等等；一批批治国的领袖涌现出来了，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等。他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真阳”。他们是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运动的大风大浪中修炼出来的。

    附录：作者简介

    黄东涛，生命型企业咨询师、毛泽东思想传播者、中国化管理探索者、红色心法践行者、生态文明拓荒者。现任中国企业家文化论坛执行主任、大中医生命之道高峰论坛秘书长、北京百丈文化咨询公司董事长、北京龙心苑文化事业合芯人、《中红网》特约作者。清华大学工学硕士、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深造项目顾问。师从当代禅师王绍璠先生、政治经济学家刘永佶先生。曾效力于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在新加坡从事项目管理工作多年，先后与日立公司、日本制钢所、日本三井、日本熊谷组、韩国重工、美国布莱克-维奇等跨国公司合作近30个项目。2000年回国后，开始专注研究“生命型企业”及“企业生命化”转型升级的大道，探索中国企业引领世界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从2001年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先后组织“中国企业家内圣外王之道系列讲座”、“中国企业家零项修炼特训营”、“中国化管理思想论坛”、“中国企业家文化论坛”、“毛泽东思想与企业经营论坛”、“大中医生命之道高峰论坛”、“中国企业家深造项目”、“大道之行——毛泽东思想与生命型企业深造项目”等，积极探索中国企业家与中国企业的生命成长之道。二十年来，致力于以中国独创的“使命•道路•方法”，助力中国企业家“接通•转化•践行”，化育中国企业“生根•安芯•注魂”，成就“生命型企业”千年伟业！代表作：《棒喝中国》、《归零——论中国化管理思想》、《学习毛泽东的七颗心》、《人类生态文明之“芯”》、《接通国学与毛泽东》等。
    培训课程与咨询顾问领域：毛泽东思想化育生命型企业、学《毛选》悟生道、红色领导力、向党学创业、向党学习 向党而生、学习党史 绽放生命、中共党史六讲、学习毛泽东 打造中国芯、红色心法4.0、青年毛泽东的悟道因缘、接通毛泽东与国学、毛泽东思想与《易经》思想、毛泽东是个大中医、象思维转化、创业修炼、阴阳五行管理、人生方向盘、事业合芯人、禅意人生与心的管理、生命心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