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青少年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习总书记提出应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意味着“传承红色基因”不再是模糊的意识,而有纲领性的精神,意味着我们传承红色基因不再单纯靠自觉,而是受到党和人民的监督。这一转变,正犹如道德自觉向法律约束的转变,有理可依,有凭可持。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千秋伟业筚路蓝缕。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在风云暗涌的和平岁月里,唯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力量才能步步稳进、兴盛强大,才能实现中国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在这97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欺凌,摆脱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面改革开放,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逐步建成繁荣富强的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她的光辉业绩有目共睹,可圈可点可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5日下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第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应xxx领导之邀,受xxx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指派,今天我和各位一起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简史。我宣讲的题目是“学党史、听党话、跟党走”。我准备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青少年朋友学习中共党史的重要意义、内容和方法
(一)青少年学生学习中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1.学习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人生方向、确定阶段目标,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曲折而辉煌的90多年发展历程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许多艰难险阻、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将其化为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动力,使我们在此后的征途上变得更加稳健,愈发成熟。
青少年朋友热情高、干劲大、但经验少;才干需要增长,意志需要磨练;方向要正确、目标应切合实际,能事半功倍;否则,将会南辕北辙。青少年朋友们会在学习中共党史中获得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2.从宏观的视野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充分认清青少年朋友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学习中共党史,应当学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贤是如何认清国内外形势、自身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立足当前,放眼未来。确立青少年朋友们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青少年朋友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内容
1.学习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为今天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2.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在困境中所迸发出的坚强意志和锐意进取精神,为今天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3.学习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执着追求和自我牺牲精神,为我们今天的开拓进取、不懈奋斗树立坚定而崇高的信仰。
(三)青少年朋友学习中共党史的基本方法
1.学习中共党史要学会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待和处理问题。坚持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过“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2.“比较、总结、提炼、概括、运用”是学习中共党史行之有效的方法。比较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比较就无法区分。作了比较、有了区分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就是总结,就是作判断、分轻重、有取舍。取舍之后,还要再进一步,就是提炼,就是对所选取的东西做由表及里的分析,精益求精探索,形成一种更具规律性的认识。接着就是概括,为了便于人们记忆和传播,再把提炼的东西进一步转化一种约定俗成、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符号、名称、模式。这样我们学习中共党史就能学得快一些、记得牢一些、理解得深一些。最后是运用,即用历史经验昭示未来,争取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指导我们推进当前的学习和工作。
总之,学习党史,既要尊重历史,以史为鉴,又要善于学用结合,服务现实。只有真正把握党史的精髓,创造性地运用到具体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方能称之为善学党史、善用党史,最大程度上发挥党史资治今世、裨益后人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九十多年党史创立三大伟业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1920年1月—1949年10月)
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49年10月—1978年12月)
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8年12月—2012年11月)”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作的高度凝练和精准概括。也是学习中共党史的总纲。
(一)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1920年1月—1949年10月)(分为5个阶段)
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迫在眉睫。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俄国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和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认为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思想源头。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强烈的爱国主义导致了这场由学生发起(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进而发展到全国各阶层的抗议运动。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她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1.中共建党初期(1920年1月—1924年1月) 1920年1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赴天津,途中两人酝酿建党事宜。这件事,被史学界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月下旬,陈独秀抵达上海,积极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维经斯基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了建党问题,他们都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1920年8月上旬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少年》编辑部(即陈独秀寓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等在北京;董必武等在湖北;毛泽东在湖南;谭平山在广东;王尽美在山东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共留法组、中共留德组、中共留德法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坚强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二大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它的直接领导机构是1921年8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
1923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推选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陈独秀对他委以重任:“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井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2.北伐战争(1924年1月-1927年7月)。
(1)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对于建立革命武装、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2)北伐战争初胜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1925年2月和6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东征,平定了军阀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
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共约七十万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3)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在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
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
毛泽东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以后 ,便开始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士。1924年1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的突出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赏识和关注。1925年10月5日至1926年5月25日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1926年3月,蒋介石为独霸革命领导权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4月15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李济深、钱大钧、古应芬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陈独秀长子)、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 接着汪精卫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求和,企图感化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1927年7月10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1929年11月,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3.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8月-1937年7月)
(1)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全国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员由五万七千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党的组织和党活动转入地下。
1927年7月中旬,中央决定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暴动和南昌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8月1日,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原北伐战争和其他革命武装三万余人在南昌起义,全部解除了国民党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的武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部队后来在开往广东时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失败,剩下一部分部队转到边界农村坚持斗争。
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右倾表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央领导工作。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经三湾改编后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及时转移到农村,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也失败了。从“八七”会议至1928年底,全国各地还有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重创了敌人,使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928年6月,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农民主专政以及其他具体的方针政策,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随后,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但又不适当地强调了“城市领导作用”。
1928年9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的一部分军队和湘南农民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时,各地的起义部队也纷纷建立了武装根据地。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同志在广西百色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又叫右江暴动),创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2)工农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中共 ‘六大’以后,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浙江等省,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
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红军本身的建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重申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根据地。与此同时,党的白区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30年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2万人以上,工会会员也已恢复到十万人以上,白区文化战线方面也得到了发展。在革命形势好转的同时,国民党军阀内部(蒋桂冯阎:蒋介石为了消灭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组织了第二次北伐,蒋介石把蒋、冯、阎、桂四大派军事力量整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兼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司令。)却爆发了大混战,至使党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的头脑膨胀,并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工人大暴动,命令红军攻打城市。使红军和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损失,也使白反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路线,纠正了‘左倾’的错误。由于红军攻打城市的结果,使敌人引起了警觉和恐慌,于是国民党部署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各根据地开展了反围剿的游击战争。正当我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红军反围剿不断胜利,白区反文化围剿斗争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党却又出现了一个比李立三更“左倾“的错误理论,气焰也更盛,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注意,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即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对马列主义的著作能逐条地背诵,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于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国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对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党内民主气氛遭到很大的破坏。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向忠发曾担中央党书记)。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白区的组织相继破坏。此后,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先后责任中央领导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相继退入关内,东北三省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同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抗日运动在全国迅速掀起。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并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杨靖宇、李兆林、赵尚志等领导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932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60余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轻敌而遭到失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反围剿’方针与临时中央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被撤销了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年冬,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又取得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余支。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明路线在苏区控制了整个军事的局面。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关门主义”,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把军队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曾在二战期间在苏联的斯大林保卫战中立下过很大的战功),李德教条地运用苏联与德国战争那一套,再加上王明的极“左”路线,完全违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推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反对游击战、运动战,实行“正规战”、阵地战,结果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使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了惨重的失败,从此全国大部分苏区失去了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在这同时,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1935年1月长征红军途经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经过将近两年艰难险阻的长征(通过大凉山,飞夺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四渡赤水、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等)红军三大主力——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工区会师,红军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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