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真正开始了对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探索。红四军初创时期，特别是下井冈山后，就是否设置红四军军委及由此而引起其它若干问题有过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前委”之下还要不要设置“军委”，争论的性质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问题。由于毛泽东和朱德在这场争论中都发表了不同意见，故也有“朱毛之争”一说。无论是“朱毛”还是红四军广大官兵，在这场争论中都始终坚持党性原则，都能维护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因而这场争论是对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党领导军队方式的一次有益探索。从而感悟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建人民军队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

    【关键词】党性原则；红四军；争论；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根据中央指示先后成立了红四军军事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分别以朱德和毛泽东为书记。由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四军斗争环境艰苦，期间经历了多次挫折。为便于行军作战，前委撤销了军事委员会。但后因根据地扩大，红四军事务繁多，前委有些忙不过来，不久又恢复了临时军委。然而，这个为了红四军顺利发展做出的决策，却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由“八月失败”进入萌芽，“二月来信”开始暴发，从永定的湖雷会议，历经白沙会议、红四军“七大”、“八大”、一直到史称“古田会议”的“九大”才得以最终解决。在此期间，因为刘安恭和林彪的推波助澜使得红四军内部争论不断扩大和加深。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朱德和毛泽东在争论中都提出了正确的观点，都认为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后来，虽然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停止了争论，但矛盾并没有完全消除。随后，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发展情况，实事求是地报告了党内争论的经过。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指导下，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任前委书记，并经过充分准备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纠正了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一、红四军争论的背景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湖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余部在井冈山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改为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四军军委书记。当时四军既受中央的领导也受湖南省委的领导。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当选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兼任。特委既领导边界各县党组织也领导红四军。11月又根据中央“6月来信”，成立红四军前委，并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即前委管辖特委及军委，地方管特委，军队管军委。前委书记和军委书记由中央任命。当时，中央指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为前委成员、军委书记。

    就在朱德和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之际。1928年6月，赣军以其精锐3个团进攻井冈山根据地，朱德率领陈毅、王尔琢等一批将领，在龙源口将敌人击溃，一举占领永新。后来，赣军又联络了湘军两个师进攻井冈山，保卫井冈山根据地成为最紧急的任务。然而当此紧急关头，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到来，打乱了“朱毛”的既定计划。杜修经命令红四军远离井冈山，向湘南的资兴等地出击，并要毛泽东随军行动。这一命令必须“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毛泽东不满省委的指挥，对省委的指示力持异议。

    1928年7月，杜修经趁毛泽东在永新之际，坚持向湘南出击，并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官兵想回湖南家乡的情绪，在湘赣边界引导二十九团向湖南冒进。朱德、陈毅未能制止部队的错误行动，又担心他们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于是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湖南。开往湖南的红四军在郴州遭受失败，结果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在红四军主力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国民党军乘虚而入，占领井冈山地区的县城和平原地带，史称“八月失败”。“八月失败”是红四军一部分军事指挥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建设根据地问题认识不足的结果，也是红四军内部存在问题的暴露，同时也引起了红四军领导人对复杂艰巨斗争形势的重新思考。

    1928年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驱散了“八月失败”的阴霾，朱毛红军绝处逢生，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朱毛红军连战连捷，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于是，以“剿灭”朱毛红军为目标的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重又开张起来。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任命已两次参与组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的何健为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为了打破敌人“会剿”,摆脱经济困境,红四军向赣南闽西出击,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红四军下山后一路很不顺,红军战斗频频失利。2月初,毛泽东在寻乌召开前委会,为简化决策程序,提高决策效率,前委书记毛泽东提出,现在军情紧急,部队实行改制,军事行动由前委拍板,暂时撤销军委，朱德表示同意。于是,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部队改制、军委撤销以后,红军提高了战斗力,很快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实现了东固会师。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

    1929年4月3日，朱德、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接到中央特派员刘安恭送来中央写给红四军领导人的“二月来信”。因刘安恭是中央派来的，一到红四军就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在“二月来信”中，中央除要求朱毛红军必须实行分兵活动外，还指示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前往上海。毛泽东、朱德均不同意来信的看法，认为来信与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但均对个人职务问题及去留比较克制，表示了可以“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虽然朱毛经争取没有离开红四军，部队也没有被分散，但“二月来信”内容在红四军中起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影响了朱毛在红四军官兵中的威信，助长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进一步滋长和蔓延，成为点燃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导火索”。

    红四军一打龙岩后，闽西革命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变，红四军也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新环境，并且随着红军的扩大和地方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明显多了起来，使得红四军前委既要管军队的工作，又要管地方的工作，有些兼顾不过来，有人主张“恢复军委”。这样，军委在停止办公3个多月后又恢复了办公，改称“临时军委”，由中央军事部派来的曾留学苏联的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刘安恭是四川人,和朱德是老乡,参加过南昌起义,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后来又留学苏联学习军事。可是，刘安恭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缺乏完整认识，到任伊始，就套用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红四军的做法，还以中央代表的口气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还认为“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的第一次会议，在不邀请前委书记毛泽东参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前委应只管地方工作，只讨论行动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刘安恭的一系列举动，引起部队官兵极大的思想混乱。曾经历过这场争论的萧克回忆：“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

    二、红四军争论的焦点

    1929年5月底，红四军进驻永定湖雷，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并围绕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撤销军委，他认为:当前军队战斗频繁且经常转移,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机构,在前委下“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恢复军委的决定，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毛泽东认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毛洋东文集》第一卷，《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的意见得到了林彪(红一纵队司令员)、江华(前委秘书长)、谭震林(前委委员)等人的支持。而军委书记刘安恭却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刘的意见得到了军长朱德等人的支持。红一纵队党代表陈毅则居中调停。争论结果是双方未能取得共识。毛泽东觉得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同志没有同意。湖雷会议开到深夜,不欢而散。

    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会上争论的焦点仍是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林彪等主张撤销,朱德、刘安恭等主张保留。在白砂会议前后，林彪曾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对毛泽东持支持态度，除此之外，林彪重点把矛头指向倾向于设立军委的朱德，把党内争论的责任推到了朱德身上，甚至用了一些很极端的语言攻击朱德，加剧了这一场争论。他在会前3个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劝其不要离开前委，还含沙射影地非议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喜欢“拉拢下层”，“放空炮”[《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刘安恭则指责毛泽东“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提出用“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党史资料征委会：《关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若干情况》。]最后,会议愈争愈烈,毛泽东再次愤而提出辞职,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毛泽东的意见涉及很多问题，包括党的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关系，党在军队里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以及红四军党的领导方式等。对于毛泽东的观点，朱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朱德看来，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了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又代替了各级党委。朱德还指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党员个人应当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全体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有所依归。[《朱德年谱》(188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很显然，朱德也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但他强调应该是党领导一切。朱德更多地强调党支部在军队管理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前委不能包办一切，党的各个机构权力应该明确。朱德认为，红四军的现状是前委代替了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

    鉴于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会议就军委的设置举行表决,结果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军委的决定,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被免除,调任红二纵队司令员(后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负重伤牺牲）。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陈毅担任。毛泽东认为在组织指导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不了,执意不肯收回辞职意见。为维系前委工作运转,前委遂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并要求毛、朱各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林彪看出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信说“非常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但信中也暴露了林彪写信的严重私心。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中说，林彪给毛泽东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辞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林彪的私心在此之前的上杭县白砂一次支队长的会议上便公开暴露过。他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回忆朱德》第182页）其实，林彪对朱德给他处分是很在乎的，他马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攻击朱德的信。后来，毛泽东于6月14日以《给林彪的信》为题写一长文。6月15日,朱德也发表《给林彪的信》一文,并明确指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的做法，影响下面各级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他坚决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原则，但不同意毛泽东主张的“党管理一切”这个说法。毛、朱的文章,都刊登在红四军当月中旬出版的第三期《前委通讯》上。事实上，这次争论，毛和林的观点基本相同，朱和刘的观点接近一些。这让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很难办，只好把他们的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毅取代毛泽东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会上，毛泽东与朱德及其各自的支持者各执一词。最后，在陈毅的努力下，红四军党的“七大”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的意见。大会决议还对争论双方作了处理: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警告”处分。但毛泽东和朱德都不愿意接受处分。决议还对林彪、刘安恭在这场争论中的言行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并且“过分估量，失之推测”“凭空臆断”，甚至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且使之加重”。[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前委书记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陈毅称自己是一个“过渡内阁”，并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工作。

    三、红四军争论的性质

    考察历史问题往往需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朱毛红军在克服各种困难、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围绕着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方向和原则性问题不断进行艰辛而有益的探索，并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其中，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第一次在军队中实行了“班或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朱德则通过“赣南三整”，整顿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实行了“将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选派优秀党员到各个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朱毛两人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期不同战场上确立的一系列制度，是朱毛二人关于党对军队领导方式的有益探索，对起义部队失败后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井冈山会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因而朱毛会师井冈山后创建的红四军，虽然还存在很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但已经开始区别于旧军队，主要是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军队里有了一定基础。尽管在以“要不要设立军委”为焦点的争论中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赣南游击等；如军需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等；如经济政策、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以及“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倾向”、“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等等。但这些讨论和争论都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朱德在确定实施党领导红四军的基本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和朱德由于个人风格、思维方式、斗争经验等不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碰撞、认识差异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这些都在所难免。他们之间的争论，是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进退的同志之间的争论。在要不要设立军委等问题上，从秋收起义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很多不支持毛泽东，而从南昌起义过来的部队也有许多不支持朱德的看法。曾参与这场争论的萧克曾这样描述：“这次党内争论的性质‘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僵持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结果”。[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一场因恢复临时军委引起的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的推波助澜，发展到红四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对立，很显然，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个人意气。但双方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是为了个人向“党的领导”争权夺利。他们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红军，目的都是为了建立起和建设好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事实上，在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坚持了党性原则，坚持了奋斗目标，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民主集中。毛泽东也认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通过争论，人们“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德对争论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大的进步”，“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各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全部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版。]。朱德和毛泽东始终是心心相印的亲密战友。这也正是建军初期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红军、如何建设这支红军”的有益探索。通过这场争论，红四军内部进一步端正了思想方法、克服了错误倾向，达成了广泛共识，加强了团结，为《古田会议决议》最终形成创造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