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8日，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有三伯伯。这位传说中的三伯伯的父亲，是我的曾祖父，他的父亲与我的爷爷是亲兄弟。现已经97岁高龄、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亲人三伯伯，他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很小的时候听长辈们说起的。说他当兵去打鬼子去了，又来在四川公安局工作，是个有军功的人。为什么是传说呢？因为，我所有的长辈也只是从三伯伯有限的几次通信里知道的，而且还仅限于他的大哥。因为大伯伯也去世得早，其它一切都是个“传说”，家乡人从没有见过三伯伯，更不知道确切地址，也没有通过信和电话。

    听说我们要去，已经97岁的三伯伯激动得一天一夜没有合眼，听他长子葛富强，我的大哥说，前几天接到我们几个侄儿要去看他，富强哥考虑到父亲年龄太大，经受不了激动或刺激，不敢告诉这个消息。直到我们去的头一天，富强哥才告诉三伯伯，远在千里外的几个侄儿要来看他。三伯伯听了后，竟然痴了，良久才激动的站起来，走来走去，嘴里不断的念叨着：“我家乡的亲人们，终于知道我在这儿了，来人看我了……”就这样，三伯伯和三妈二人手拉着手，兴奋得一天一夜未合眼，焦急地等待着远在湖北的亲人。

    从电子地图是看，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离眉山东坡区913公里，而我因居住在长阳的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离长阳还有102公里，总共为1015公里。2018年12月7日，我和大叔的儿子葛兴坤、表哥黄长贵、三伯伯的孙子葛昊在长阳县城龙舟坪汇合，并决定8日早晨一早出发，前往眉山市。晚上吃了晚饭后，我们几兄弟为马上就要见到亲人，心情非常激动，谈论中似乎心里恨不能长了翅膀，飞到亲人身边。表哥提议，路途遥远，且近几天天气寒冷，泸蓉高速恐怕要结冰，于是一致表示连夜出发。叫上侄儿，当晚10点由侄儿葛昊开车，踏上了葛氏家族的殷殷嘱托和浓浓期盼的探亲之旅。

    这世间所有的亲人重逢都隐忍着漫长与等待。果然，车到泸蓉高速高家堰段，天有小雨，路上有些许冰冻，幸好没有封路，车速只能在40码左右前行。一路上，天空似乎为我们此行急迫的融融亲情增添点厚重的气氛，不时飘着细雨，其他车辆很少，虽然给我们提供了方便，但天气始终淅淅的下着细雨，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好不容易车到广安，已是8日凌晨2点20分，被临时通知即刻上路的侄儿太过辛苦，就在休息区里，以车为床小憇了两小时，4点多又继续前行。

    1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车到眉山市，已经是8日下午2点30分了。眉山监狱干休所前，在丹陵县武装部工作的姐夫杨光华已经等候多时，虽然我们从未曾见过面，但姐夫从车牌上认出了我们，并引导我们进院子，停好车。

    姐夫引我们敲开了门，门开的那一瞬间，让我们热泪盈眶：97岁的三伯伯和三伯母、及哥葛富强、嫂子邹洪英、大姐葛丽军、二姐葛丽芬、三姐葛丽萍都立在门前……在我们亲人重逢的时刻，甜蜜取代了所有的苦涩……亲人重逢的画面，我们听得多，看得多，幻想过多，为了此行，我们在来的路上也演示了诸多画面，但从没想到这瞬间比我们设想的画面更美、更温馨、更感人。
97岁的老人，这个穿着军大衣、戴着毛线帽，一身朴素，虽然老态龙钟，却精神矍铄，标准的军人姿势，显出一种不言而喻的身份。他依然挺直身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保持着军人特有的一种风度。在他的眼皮下藏着一双炭火似的光点，在默默地燃烧着。

    三伯伯，没有伟岸身躯，也不是帅气型男；但是，三伯伯那高挺的鼻梁，却独显军人的锐气。三伯伯，有68年的党龄，在我的心目中，是那么的高大，是那么的先进，是那么的慈祥！

    谁曾想到，面前的这位老人就是鬼子闻风丧胆的炮兵战士？谁又曾想到，他就是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的先遣队炮兵排排长？进藏剿匪和平解放西藏，平息匪患后又流血流汗随战友修筑进藏“天路”的英雄？谁能想到他就是曾经让犯罪分子瑟瑟发抖的公安老兵？也就是眼前这位老军人，我敬爱的三伯伯。

    三伯伯的眼神和精神依然很好，但由于早年炮弹的震响，使他耳朵有点背，与他对话，就得大声在耳边说话。问他情况，他始终说他很幸福，是共产党让他吃上了饱饭，走上了革命道路，虽然为革命没付出多少，但现在每个月接近万元的工资，还有护理费、医疗费百分之百报销，让他很满足。甚至多次提出，他是老党员，他所做得到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告诫我们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
三伯伯异乎平静地对说：打仗的时候，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能活到现在，已不容易啦。

    是不容易啊！三伯伯出生在贺龙元帅带领的红三军驻扎并建立根据地、设立苏维埃乡政府的长阳县渔峡口镇西坪村（现为茅坪村）。那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地区。在鹰嘴崖下，还是三伯伯很小的时候，就是放牛，当时因为贫穷，读私塾连一本《三字经》都没念完，就跟着曾祖父种地。1940年，他16岁的那年，他被国民党保安团抓了壮丁，随几位穷伙伴一直被拉到浙江。穿上国民党军装后，被分配当上了炮兵。不久在一次与日本侵略者的遭遇战中部队受了重创，幸好当地的八路军救援及时，才得以活命。

    打小就听父母讲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对共产党仰慕已久，向往光明。同时他的个性也就嫉恶如仇、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于是毅然脱下国民党军装，穿上了八路军军服。从此，他和他的战友纵横驰骋在江浙一带，打得侵略者损兵折将，剿堵失据，并火线入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9年2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早在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时，党中央指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为主，担任解放西南的任务。在丹陵时，又随部队开进西藏剿匪，平息匪患后和平解放了西藏，又流血流汗随战友修筑进藏公路。1956年，转业被分配到了丹陵县，分配在当地公安局工作，工作地是乐山建新化工厂（后更名为四川建新化工厂，此厂为劳改农场，司法部接管后又必为乐山监狱）任事务长。同年认识了当时19岁的黄树珍，也就是我的三伯母，并在组织的关怀下，三伯母与大13岁的三伯伯结婚。一年后，生下了大哥葛富强。

    三伯伯虽然文化不高，连《三字经》都没念完，单位却让他当上了管一千多人生活的司务长。领导对他的评价是，勤劳、负责、服从命令、办事严谨、兢兢业业，让人放心。这当司务长一当就是25年，直到1982年8月退休，从没出过差错。

    听大哥葛富强说，三伯伯很少和他们姊妹及邻居谈起他的战斗经历，我们也很好奇，三伯伯经历过那么多的战斗，他是如何活到现在的？身上有几处伤疤？每到我们问话，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他现在很幸福，共产党好。

    大嫂邹洪英说她们一家人从不知道三伯伯的战斗经历，问他他也不说。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三伯伯才让大嫂去他房间里找到了他精心收藏的一摞奖状，证书，还有几个精致的绵盒。打开绵盒，里面有几枚军功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和平解放西藏纪念章，工作证、退休证，还有他穿解放军军装的照片等。大哥葛富强说，这些东西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可见这位军功赫赫的“南下”干部，是多么的低调……

    或许他觉得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东西，或许他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并肩战斗、牺牲了却默默无闻的战友。抚摸着军功章，三伯伯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良久，三伯伯慢慢的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开启回忆被尘封的当年往事时，我才知道了在同日本鬼子战斗的时候，我军一个班的战士遇鬼子偷袭，被杀害后烈士的遗体放在了竹排上顺河漂下；知道了在反围剿战场上有过一次战斗，三伯伯的部队后来换防驻守在这里；知道了一个手拿冲锋号的小战友，被炮弹的弹片削去了整个头颅而惨烈地倒在三伯伯身边；知道了三伯伯大腿骨受伤，他还积极要求参战，说“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知道了三伯伯那个连队从战场撤下时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人；知道了他和十几个战友上山打游击是如何几天几夜吃不上饭，只能以草根充饥，但还是到处偷袭敌碉堡、封锁线，身边的战友牺牲了一批又一批，最后还乘三十多个篷头垢面的战友参加解放军大部队时的战友时昏睡了两天两夜……儿子的出生，给三伯伯带来了不少的欢乐，看到自己生命的再延续，三伯伯感到特别的欣慰。

    我第一次从长辈们的交谈中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也好象看到了当年炮火纷飞、浴血奋战的场面，看到了三伯伯当年的飒爽英姿，体会到了三伯伯那种马革裹尸还的气概。“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很平淡的一句话，却一直云绕在我的脑海，直到现在。

    听大哥说，三伯伯经受病魔侵害，常人稍微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或许会过早地撒手人寰，可我的三伯伯是那种不平常的人，不气馁、笑看人生的态度一直坚强地支撑着他，精神不倒，生命力显现得也异常的顽强。

    三伯伯从来就是一个与世无争、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的人。从西藏转业，三伯伯的腿部取出了一块小弹片，别人告诉他，可去办理伤残军人证书，三伯伯没有增添国家的负担；文革期间，有一些老干部受到残酷的迫害，接受了不公正的调查，他忍辱负重，用自己特殊身份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安全保护，至于以后自己的待遇和工资，他从不过问，发多少用多少，即使四个子女在困难年代，吃饭穿衣都难维持时，也从不给政府和上级找麻烦。三伯伯说，他无怨无悔。

    三伯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想得多的是别人，却很少为自己考虑。

    一天的接触，三伯伯念叨得最多的还是家乡的亲人，那些割舍不断的亲情。当他想起并讲起小时候的亲人，或经历的那些事，那双曾经被岁月的沧桑深深埋藏了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光彩闪过，那光彩流转着，似乎回到了一个纯真无邪的童年。他所讲述的那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他像个孩子一般的向我讲述着那一群群身披落日余晖的小精灵，苍老的声音几乎有了一丝无邪的童趣。我扶着老人，思想也随着脚步，缓缓的走进了那个似乎从未逝去的童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