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心里滋生出一种情结，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巨，它让我时常处于莫名的躁动之中，有时兴奋，有时忧虑，有时痛苦……

    究其渊源，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2007年4月，我从蒸蒸日上的县城来到一个叫瑶岗的小村，这个村里坐落着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我担任这个仅有十几个工作人员的纪念馆馆长。这真是片红色的圣土啊！1949年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进驻于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了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发挥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专长，创办了一份内部报纸《爱国主义教育报》，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良师、省文物局局长、著名书法家陈建国先生题写了报名，起初为不定期，不久固定为每月一期，对开四版，主要刊发红色资讯、军史研究、老战士回忆等，免费赠阅老一辈革命家、部分国家及省市领导人、各大军区军政主管、原渡江作战部队衍生的单位等，在国内红色旅游界影响日益广泛。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让秘书王世斌将电话打到纪念馆，称赞道：“报纸每期收到，政治性强，感谢你们！”粟裕大将夫人楚青同志亲笔给我写信予以鼓励，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红色旅游网总编辑江山老师专程从北京赶到纪念馆，他说：“全国革命纪念馆数以千计，你们与重庆红岩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宣传上做得最好。”可以说，这份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对加强与兄弟纪念馆的交流、提升瑶岗纪念馆的影响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8年年初，我从国家文物局得到全国博物馆将免费开放的信息后，率先在全省实行免费开放，此举在中央电视台做了报道，我们还得到了国家财政不菲的补贴。

    如果将蔡洼会议视为渡江战役的起始，崇明岛解放标志着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那么渡江战役应达半年之久，战线达千里之遥。据我了解，全国有关渡江战役的历史遗存大大小小有三十处左右，有的规模不亚于三大战役纪念馆，如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此外，泰州白马庙海军诞生地纪念馆、江阴要塞纪念馆、安徽和县西梁山战役纪念馆都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功能。湖北团凤，江苏徐州、丹阳及安徽濉溪、萧县、蚌埠、枞阳、桐城、无为、郎溪、广德、繁昌等地，纪念馆或纪念设施都成为当地的地标。为此，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将这些纪念馆（地）联合起来，组建全国渡江战役纪念馆馆长联盟（或联谊会），且注册了中国渡江战役纪念馆网站，链接到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网、中国红色旅游网等国家级网站。
瑶岗纪念馆一时声名鹊起。

    在担任馆长的一年六个月零六天中，我经常独自伫立在邓小平、陈毅的卧室，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我穿越时空的隧道，与革命先辈直接对话，油然而生敬意，我虽位卑，但我像那神话中的使者一样，在为中国共产党守护“圣坛”啊。

    缘于一封信，我决意要拜访彪炳青史的一位渡江老战士，他叫李佳珍，住南京军区干休所。他在信中说他当年是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秘书，曾随到总前委开会的元帅在瑶岗住过几天。他如今视力很糟糕，身体状况也很不好，恐怕活不了多久，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半月，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我。他在信尾还详细地注明了居住地的位置（此信全文刊发于《爱国主义教育报》）。读完这封字迹潦草的信，我双眼模糊，心灵似乎受到了重击。即使是啊，渡江战役时是只有二十岁的青年，如今也有八十多岁高龄了。

    我依照党史研究专家蒋同明先生生前为我提供的通联名单，试探着拨打了电话，表面上是确认一下他们的住址有无变动，确切地说，是了解他们是否健在。谁料，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或他们的后人）的热情程度出乎我的意料，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王玲的阿姨，她当时在总前委机要处担任译电员，从她清脆的话语声和爽朗的笑声中可以知道她是怎样的兴高采烈：“瑶岗啊，昨天我们几个都互相转告了，老家要来人了，哈哈，我们说好了天天锻炼，把身体搞好，回老家看看，哈哈……”时任总前委机要处处长的肖光住在医院，让她女儿肖海亚给我打电话；时任华中工委某支部负责人，后任江苏省高院院长的朱泽来电话说：“高兴得几天睡不好觉……”

    前辈们在召唤我，我的血液仿佛被点燃了，拟定了采访路线、采访提纲，甚至连行囊都准备好了……

    然而，2008年10月，肥东县委任命我为县人民医院院长，薄薄的一页纸，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履新者的名字和职务，我仅是其中的一行，却如一块钢板压在心上。

    我愧疚啊，愧对那些翘首盼望的老一辈，我不敢向他们明说，也不敢告别，像逃兵一样离开了瑶岗。

    从此，诗歌界多了一位医院院长，卫生界多了一位无奈的诗人。

    当年12月下旬，我一个人悄悄坐上了去北京的直快列车，领取由中宣部《党建》杂志社、红旗出版社和中红网颁发的“中国红色旅游十大新闻人物”牌匾。第二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在毛主席纪念堂，我与毛主席的亲属及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张玉凤老师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我在上海收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报》，办得真好。我现住北京，这是通讯地址。”我很想告诉她如今我调整了工作单位，但还是忍住了。

    这是一个小插曲,除此之外,我在医院寸步不离：临床路径、医患纠纷、城乡医保、医疗改革、药品比例……我每天被这些天书般的业务缠绕，我强迫自己必须将一切与医院管理无关的梦雪藏。

    万籁俱寂的深夜，听得见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响，倾诉的欲望和抒情的冲动被沉重的理智压制和捂紧，如一只蜜蜂伏在花蕾上嘤嘤抽泣。

    梦醒时分，无限放大与无限缩小的纠结在不断撕扯……

    2010年8月，我重新回到县委宣传部，继而又任县文联主席，接着又再次担任报社总编。

    一切归于平静，像旭日初升的大地。

    但我如何能让那颗如在燕子呢喃中解冻的土地般的心灵安静下来，对那段不平凡的革命纪念馆馆长经历的深情回忆，对革命前辈的景仰，对几年来孜孜不倦于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在胸中涌动、冲撞和咆哮。

    写作的冲动让我寝食难安，如果不能倾诉到方格纸上，我或许自燃。但真的动起笔，又谈何容易，时下的文坛除了少数网络写手、通俗作家以及像莫言那样的著名大家，大多数作家惨淡经营，生活清汤寡水，更不用说弘扬主旋律的红色文学。

    我在等待，等待命运的垂青。

    我在寻找，寻找适当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