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西安组织人员赴甘肃、青海进行营救

    西安“红军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设在西安的办事机构，自1937年12月17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九人抵达西安后，这里就成了开展统战工作并营救西路军的又一大本营，特别是后来，随着红西路军危机的加剧，营救的触角更是得到多向度的展开。一方面是如前所述的同国民党当局的交涉，另一方面就是借助统战新局面的形成，千方百计地派人前往甘肃、青海做 “二马”的工作。

    据资料记载，1937年3月2日，毛泽东就曾为此专门致电时在西安“红军联络处”的周恩来，称：

    “（一）郭洪涛同学刘天民系杨虎城的人，曾作过青海的代表，与两马有旧，可以去找两马。（二）吴鸿宾是回民，是邓宝珊的人，亦可亲见两马。以上二人在西安均系大学生，与杜斌丞甚要好，请注意一找。”①

    事实上，也正是经周恩来安排，由曾任甘宁青工委书记的吴鸿宾②出面牵头，时年71岁的马德涵③先生在张文彬、马宪民陪同下很快由西安前往河西会晤了马步青，要求马步青着眼大局，切勿虐待俘虏。由于马德涵是西北地区较有威望的回民，且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还与青海省主席马麟熟悉，因此，马步青在商谈中也算是对张文彬提出的不许杀害俘虏、生活上给予善待、归还俘虏等要求给予了部分回应，并亲书两信，一信交由马德涵、马宪民④前往张掖韩起功处，一信交给张文彬去青海马步芳处。虽然无论是在张掖的韩起功处还是在青海的马步芳处，具体交涉都没获得实质性进展和取得什么明显效果，但营救意向充分表明，基本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在武威马步青治下，关押的西路军被俘将士大都未遭杀害，后来还有部分被俘将士或被送往兰州，或被归还延安。⑤

    接着，就是吴鸿宾前往西宁开展营救。说来也巧，正当马德涵河西之行回西安后，大家继续商谈着如何再进行进一步的营救之时，恰逢马步芳叔父——时为青海国民党省主席的马麟⑥从麦加朝圣回青海路过西安，于是，时在西安的周恩来便抓住机会安排马德涵出面宴请了马麟，并向马麟及随行的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谈及希望他们回青海后能从大局出发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尽管马麟本人对此次与周恩来的会面大感吃惊，但由于深受周恩来谈话感染，仍当场表示回去后定当尽力为之。随后，紧抓这个线索，并考虑马麟虽为主席但实权旁落的处境，为确保营救工作顺利进行，周恩来决定再由马德涵出面托马麟向马步芳保荐吴鸿宾去西宁工作，以开展具体活动。时在西安的马麟虽一并应承，并也嘱咐谭克敏开具了介绍信函。但可惜，就是这样一种周密安排，吴鸿宾在西宁马步芳处还是没能得到预想的进展。尽管碍于其叔父马麟的情面，马步芳也客气的接见了吴鸿宾，但由于防范心理太重，对如何安排吴鸿宾在西宁工作一事，自始至终闭口不谈。只是事后让部下古希贤、马霄石十分委婉地转告吴鸿宾，“我们这里范围小，地盘也不大，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等以后再说。”⑦故，安排吴鸿宾在西宁工作的事无法落实。不得已，吴鸿宾就只好在西宁毛顺皮厂的一个亲威家里住了下来，明察暗访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

    那真是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间惨象！红九军军长孙玉清⑧被秘密杀害，许多人员继续关押，虽有一部分被俘人员或集中在乐家湾一带受训，或被分散各处并在严密拘押下服劳役，但待遇之差实属非人，稍有反抗则必遭屠杀。

    1937年3月2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5—596页。

    吴鸿宾（1902—1988），甘肃天水人，回族，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杨虎城的秘书，时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市第一任市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省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三届全国人民大会代表。

    马德涵（1868—1958)，回族。祖籍江苏江宁，生于陕西西安。当过马步青的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委员，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市人民政府委员。

    ④马宪民 ( 1902—1998 )，原名马国宾，回族，宁夏海原县人。西路军失败后，曾应中共之邀前往河西，开展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在兰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⑤在对待西路军被俘人员问题上，马步青和马步芳兄弟二人还是颇有区别，据史料记载，当关押在武威的二、三百红西路军被俘小战士集体要求返回延安时，马步青虽派人前往说服，但还是迫于国共合作的局势而顺应了这些被俘小红军的意愿，只可惜这些小红军由于国民党兰州当局的阻挠，通过抓阄，他们中只有一半人走上了返回延安的道路。

    ⑥见本书。 

    ⑦吴鸿宾《营救西路军二三事》。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下），第9页。

    ⑧见本书。 

    建立兰州“红军联络处” 开展营救工作

    西宁无法立足，那么目光就只好聚焦兰州。说来也是，尽管这一时期，马步芳势力在兰州一带渗透得十分厉害，但毕竟在1937年4月以前这里还属东北军张学良之于学忠部的辖地，而接替于学忠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一职的又是另一位虽是国民党大员但历史上和中共颇有些渊源的贺耀组①先生，因此，如何利用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和区别来建立办事处以开展就近营救，就成了如何打开新的营救局面的又一个关键。事实上，也正是由此，周恩来1937年2月提出了建立兰州“红军联络处”的主张，并于1937年6月3日，由叶剑英电告中央，曰：

    “我们拟派张文彬、彭加伦、关洪兵三人到兰州任各方联络，顾已同意事拟去函介绍贺耀祖，允带电码，不带电台。”②

    随即，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称：

    “甲、同意对河西俘虏处置办法。乙、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丙、要求顾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之人员。丁、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③

    于是，刚刚从兰州返回西安汇报营救工作进展情况的张文彬④，便率领曾同样参加西安事变谈判并一度在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的彭加伦⑤，曾任红西路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的朱良才⑥，原周恩来警卫并懂密码技术的况步才⑦，以及当时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黄文彬、王大成、刘富秀等七人，从西安赶到兰州，起先住在中央广场附近的陇海大旅社，6月上旬搬进了由吴鸿宾事先联系好的一处房子——南滩街54号，正式建立了兰州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彭公馆”，全力以赴开展起了营救西路军的工作。

    其实，想办法在兰州建立办事处以开展就近营救，这是自1937年3月2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找人去青海后就一直着手的一项工作，早在吴鸿宾赴西宁前，就曾按照周恩来的嘱托带着一项在兰州找房子的任务，并且还把这一信息很婉转地告知了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这样做，一来属一种策略，即借机试探一下贺耀祖，看看在兰州这地方到底有没有建立办事处的条件和可能，二来也是一种铺垫，即把建立办事处的工作尽快以这种方式落到实处。好在吴鸿宾也确有一些社会关系，一来二去，就物色到了南滩街54号西院――这处马麟在兰州的公馆。而在此先后，张文彬也数次来到兰州，并在了解到兰州东郊拱星墩监狱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的情况时，就不断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希望能前去探望一下这些被关押的人员。虽然国民党甘肃当局极不情愿出现这种情况，并十分担心节外生枝，但在一拖再拖之后，鉴于当时国共合作局面业已形成的基本事实，仍不得不被迫同意张文彬的请求，并于6月上旬的一天，安排张文彬到兰州东郊拱星墩监狱探望在其关押的1300多名红西路军被俘将士。

    那真是一个让所有的亲历者都终生难忘的日子啊！那天，尽管张文彬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进行的，并且还有一个国民党第九十七师政训处长时时“陪同”，但张文彬还是代表中共中央看望了这些被俘的同志，一个个热泪盈眶的面孔，一次次激动人心的握手拥抱，一句句真诚的问候和对话，包含着多少令人振奋的信息啊！⑧

    事实上，兰州红军联络处就是通过上述努力和铺垫建立起来的。一句话，正是兰州红军联络处的建立，使西路军营救工作具备了就近开展的便利条件。

    ①贺耀组（1889—1961），原名贺耀祖，湖南宁乡人。时任甘肃省代省长。1909年因成绩优异被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学。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于日本毕业后回国在湘军中任职，曾任团长、旅长、师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与谢觉哉等共产党人有过很好的交往。1926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南京卫戍司令、第三军团司令、驻苏联大使等职。1949年起义。后历任新中国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②1937年6月3日，叶剑英致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电。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③1937年6月5日，毛泽东致叶剑英并告张文彬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写《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397页。
    ④张文彬（1911—1944），原名张纯清，湖南平江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五军政委、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等职，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赴西安谈判，这一时期，主要负责营救红西路军的具体事宜。后历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1942年由于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粤北省委和南委遭到破坏，在转移途中被捕，1944年牺牲。
    ⑤彭加伦（1905—1970），江西奉新县罗坊镇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从1927年开始，先后从事党的兵运、民运工作。后曾任红十二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等职。长征途中创作过《到陕北去》一歌，曾被毛泽东誉为“红色鼓动家”。1937年春，在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任上被调往兰州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处长。1938年春，又调新疆新兵营工作。后历任延安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太行山前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教育厅长、省委宣传部长、北京政务院干部教育局副局长，教育部干部教育局局长等职，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⑥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军第四军军部秘书、中央苏区红军第三军第九师政治委员、第十四师政治委员、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到陕北后因其熟悉红西路军人员情况而选派到兰州“八办”从事营救工作。后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⑦况步才（1916—？），湖北省红安县人。1926年参加了儿童团。1928年参加了黄麻农民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九十师司令部通讯排长，1935年调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学破译密码技术。“西安事变”前后，担任过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工作。1937年5月随彭加伦、朱良才一行来兰州组建“兰州红军联络处”(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前身)，后历任抗大五分校第三大队第二区队长、南昌市军管会金融接管组长、江西省人民银行副行长、江西红星垦殖场场长兼书记、江西省农垦厅副厅长等职。
    ⑧方强《红军战士话当年》，第176—180页，淅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