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此,1937年1月25日,中央即电告在南京谈判的潘汉年:
“(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于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②
其中,特别讲到了将甘、肃两州做为红西路军防地的问题。
随后,2月9日、12日、14日,毛泽东、张闻天三电周恩来商谈防地划分和具体改编的诸原则条款,即:
“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正彭副。”③
“(甲)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但我们不是促成东北军调走,而是东北军调走后无可避免时。至于要求整个陕北与宁夏,前已向南京提出,此时亦宜提一提。但为不增加蒋之困难,允候将来再商。(乙)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④
“……丁、蒋指定凉州以西,甘州府、肃州府及安西州所有各县在内。戊、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已、以上请斟酌办法。”⑤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还于2月15日、3月9日不断的再电周恩来,称:
“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结果盼复。”⑥
“……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⑦
而另据资料记载,对于中共方面的这些要求和交涉,早在此前的1937年1月27日,国民党代表张冲就曾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曰:
“(甲)关于防地问题,照贵方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延川、延长、肤施、鄜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三中全会前一切接济由杨虎城将军暂时负责,蒋先生亦已允许。(乙)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⑧
可见,通过谈判来缓解红西路军面临的军事压力,无疑最符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那样一种形势以及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大局。只可惜,由于国民党方面多以等待其三中全会召开为借口,并在其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诸如变改编为收编以取消中共政权等各种纠缠性问题,一时间把谈判给搞得乌烟瘴气。这一拖一搅就把解决问题的时间延后了,并且一直拖延到了红西路军失败之后。想来,真是令人扼腕。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第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② 1937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潘汉年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55页。 ③1937年2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69页。 ④1937年2月1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1页。 ⑤1937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4页。 ⑥1937年2月1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5页。 ⑦1937年3月9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07页。 ⑧1937年1月27日,张冲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431—43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竭力开展对马步芳的统战谈判
这里,尤以如下两个背景还需铺述:一个背景,就是西安事变后,虽然总的时局瞬息万变,特别是针对着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虽试图两度挑起大规模内战,但毕竟由于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并由此不断确立了一个共同抗日的终极目标,同时还有蒋介石亲口承诺的“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这样一个前提,因此,大的方面讲,是从此结束了自1927年以后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换言之,也即从此彻底结束了河东红军的战事,并由此开始了国共两党关于防地划分和红军改编等具体问题的谈判。这是一方面的背景。这个背景无疑有利于开展对红西路军的各种营救。
而我们也知道,另一方面的背景在于,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统治和管理历来有中央军驻扎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和地方军阀驻扎由地方军阀具体管辖之间的区分,所以,虽然表面上地方军阀附属中央,但实际一般附属情况则只限于政令和表面,至于具体达到什么方面和能到什么程度,则完全取决于地方军阀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马步芳、马步青就是这种情况。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由此结束内战并开始防地划分和红军改编的谈判,对“二马”并未形成真正的制约,相反,蒋介石乐得推掉所有责任,暗中指使也未可知。其实,正是据此,后来顾祝同于1937年4月18日致电蒋介石,称:
“查马部此次剿匪成绩似应优予奖叙,但现正收编(共军过程中),不宜对外宣扬,并虑其实力膨大,尤不宜给予军长名义,拟请酌发宣慰奖金数万元,饬其将所获枪支呈缴,另行照章给奖。并以马步青指挥有方,汇授勋章,用示奖恤。”
并于次日,致电周恩来,称:
西路军一事早已积极代转尊意,无奈马氏兄弟向不听命。“弟心力能尽之处无不竭尽绵薄”,希望“贵方诸同人仍本初衷,体念全般,顾全事实,勿因局部关系而于无可奈何中多生愤慨。” ①
当然,这纯属后话了。但正是这些后话,实在是把整个时代背景、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的虚与委蛇、以及情势所及的方方面面给显示了个一清二楚。想想,人之所思所想、所念所讲之前后不一以及历史本身的纷繁复杂还真让人无语。并且其无语程度,还尤以政治家们为胜。
实际上,正是出于对这样一种局势的清醒把握,中共中央在加紧同国民党进行相应的谈判和协调的同时,也曾千方百计的直接做马步芳的工作。
1937年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称:
“(甲)宁夏没有新关系。(乙)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②
2月24日,继电:
“(甲)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乙)马鸿逵电马步芳称,顾主任奉何应钦电令,由行营调查河西红军情况,以便整顿西北“剿匪”阵容等语。” ③
2月27日,再电:
“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乙、对‘两马’不但是十万(元),就是二十万(元)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需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们将来有莫大利益。” ④
可见,谈判一直是以两手抓进行。
可惜,因马步芳那“视地盘如生命”的军阀本性,不管如何努力并做多少尝试,结果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所有努力最终都只落得东风吹牛耳——无一奏效。
①杨奎松著《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61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②1937年2月1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③1937年2月2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1—582页。 ④1937年2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9页。
援西军的组建、出动以及行动终止
常言道靠人不如靠自已。的确,虽说寄希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也因此致力于各种谈判协调来缓解红西路军的危机,但并不等于这些努力均能立时奏效。因此,出于多种考量,也确因谈判协调远水难解近渴,中央为挽救红西路军急如星火的危局,还是一度痛下决心准备直接出兵。1937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接着15日提到的“派兵增援”的话题,称:
“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项十分急迫。”①
接着,军委主席团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并周恩来,称:
“为克服为和平统一而奋斗中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为准备派队增援西路军,处置如下:(一)各种新的困难的可能性向高级干部说明,提起警觉与紧张性。(二)同意你们募集三个月粮的意见,菜钱还可减一分。(三)极秘密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并准备能在一星期内行动。(四)十分紧张的军事政治训练。”②
2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上述人员,更进一步说明:
“甲、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局势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乙、增援军拟以十五军团、三十一军(或四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之,以伯承任指挥,张浩同去。丙、估计增援军到达靖远(或狄道),西路军严重情况即可减少,到达永登即可解围。彼时,西路军即向安西增援,或仍东回,或向甘凉取货物,并改造西路军。丁、请你们密作(做)准备,并将意见以密电告我,伯承请即回。戊、国焘领导周纯全进行秘密活动。甚望彭、任极力改造部队。”③
26日,又电,称:
“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④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前期工作,1937年2月27日,关于组建增援军的命令由中央军委主席团正式下达,命令称:
“(一)增援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其骑一团组成,前方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二)增援军司令部、政治部组织力求简单,必要之办事员由前方抽调,尔后由后方补充前方。(三)除罗、宋所部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出动前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等,由彭、任负责处理。”⑤
接着,第二天,毛泽东更是将具体增援步骤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报指出:
“甲、增援应在军队开始移动后告顾,过早恐危险。乙、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丙、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陈、徐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似以第一种较有利……”⑥
具体增援尽管如此紧锣密鼓的准备实施,但仍不能不看到,在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为再次建立统一战线而加紧谈判的时间当口,这种军事增援又谈何容易!搞不好,会不会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呢?对此,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不得不反复权衡,而权衡的结果正如1937年3月2日军委主席团在致彭德怀、刘伯承、左权并告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的:
“乙、但增援及实行之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其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途停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⑦
不错,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所在。中国共产党经年苦斗、流血牺牲,最终不都是为国家民族命运计吗?数年来的政策策略转型不都是为了营造“北上抗日”和“全民族抗战”这个大的前提吗?怎能眼看着一切将要变成现实却又功亏一篑呢?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后来援西军的停止出动、以及西路军的彻底失败,都从一个又一个侧面证明着中国共产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红西路军是如此,身处陕北的中共中央也更是如此。而正是立足这个根本,可以说,红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建立这个大业和大义做出的重大牺牲。实际上,正是因为清醒地把握住了这一点,随着红西路军兵败祁连的电报一份份传来,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并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李达、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及周恩来、叶剑英,称:
“(一)西路军情况如所知。(二)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⑧
军事救援就此终止。
①1937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8页。 ②1937年2月×日,军委主席团致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并告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79页。 ③1937年2月22日,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刘伯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0页。 ④1937年2月2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4—585页。 ⑤1937年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刘伯承及四军、三十一军首长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85—586页。 ⑥1937年2月28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0页。 ⑦1937年3月2日,军委主席团致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并告周恩来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594页。 ⑧1937年3月13日,毛泽东致刘伯承、张浩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李达、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及周恩来、叶剑英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1—612页。
援西军停留镇原后开展的营救工作
援西军虽停兵镇原,使“援西”没按最初的设定去逐一实施和完成,但从另一层意味上讲,真正意义的上“援西”也正是由此得以开始。这,就是在镇原一带进行的就地营救和接应。起初,把“援西”救援改为等在镇原营救,对整个援西军来说,仅仅转这个弯子就足以刻骨铭心的了。记得笔者2003年接待来自广东省的一位红西路军老将军时(可惜,我当时是在以一个讲解员的角色在给老将军做西路军展览的讲解,因此没法拿笔把他说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甚至没能将他的名字记录下来),他就曾经细细的谈及于此,老将军说,当时,他就在三十一军,在他们驻军的村庄里,呜咽声整整持续了三天,有时,几里外都能听到那一片嚎啕之声。
想想,每一位都是枪林弹雨中走来走去的人,每一位又都是铁打的汉子,就这样不停的哭上三天,那该是一幕怎样的场景啊!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字记述,曾经有谁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和听过这样的描述呢?
真是“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将军的一番话,让我每每想起便唏嘘不已。尽管时间已过去十年,尽管如今记忆也远不如前,但唯有那一幕,就如同是刻在石头上的记忆,永远是那样的明确和那样的清晰,同时,还有老将军那让人永难忘怀的神情——那不是伤感,可那凄凄然的意味远胜于伤感;那也不是痛苦,但又终归凝结着人类语言永难企及的痛苦。实可谓“天苍茫地苍茫,还是人生最苍茫”。应该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
而另据时任援西军司令部译电员杨国宇回忆:
“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隆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了。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有的同志号啕大哭。刘伯承同志讲话也讲不下去了……”
实际上,谁能说,不正是这样一副憾人心扉的历史画面,促使着此后的营救工作一直开展到了1937年8月的援西军改编。
具体:一是及时向中央汇报通过电报和侦察到的关于李先念支队的情况,并由此提出相应的营救建议。
据资料记载,1937年5月1日,援西军电报中央:
“李先念等率八百五十人,到安西东边九十里处,虽有一电来,后再无电来。陈云同志在星星峡迎接他们之电,亦无法转走,远方亦无电来,现情况不明。”②
5月8日,当李先念支队的400多人已到达星星峡并在陈云的接应下转赴乌鲁木齐时,援西军就将此新的情况及时上报中央:
“河西工委现在安西、敦煌、古玉门一带活动,不知陈云去与他们接上头否。”
同时,还建议中央:
“由远方经新疆线索,对他们暗中掩护、补充,给以整理训练,使之背靠新疆、蒙古界上,而屯于甘境的适当地域,树立各军的旗帜。”③
二是随即派出大量人员在镇原、平凉、庆阳、泾川、及至固原一带营救,不仅在这些地区大量书写和张贴写明红军驻地的通告,还尽可能的深入民间进行查找。徐向前、李聚奎等西路军将领就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和信息途径回到援西军的。
三是根据相关线索进行成批次的营救。最集中的一批是1937年5月上旬,当时,在获悉将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由兰州押往河南途中将经过平凉的消息后,援西军随即组织了精心营救,当这批约有1300多人的被押送人员行进至平凉东四十里铺时,化装成小商小贩的援西军侦察员便利用卖食品的机会,准确的向西路军被俘人员递出了情报。
当被俘人员由此掰开买到的大饼时,只见有好几个大饼中都夹着这样的纸条:
“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④
于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在援西军侦察员的策应下,这1300多人中的大部分人成功脱险。再如1937年10月,援西军更是根据相关线索,在平凉、彬县、永寿一带,先后成功的解救了5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
秦生《红西路军史》,第2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②1937年5月1日,毛泽东、朱德致任弼时、刘伯承、张浩并告徐向前电。见郝成铭、朱永光、麻琨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937年5月9日,刘伯承、张浩致陈云、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25页。
④秦生《红西路军史》,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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