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要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兵力分布及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西路军问题。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三分之一，同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根据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西红军已占红军兵力三分之一，同时河东也面临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是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难以向河东派出兵力，直到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才派兵援助，但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后又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前进。

    我们还要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历程进行研究，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央对西路军发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没有？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对西路军自身行动的影响力上来准确界定彼此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西路军的形成上，我们要看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由于主张从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遗误了北上时机，给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作出要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西渡。

    在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未经中央同意就命令红五军渡过了黄河。

    在海打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和北敌打通，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首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部队可向西适当展开，但要在一条山、五佛寺渡口保留一部兵力。可是张国焘却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迅速、坚决和机断专行，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河西部队向西退却的“闸门”。

    而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

    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的同时，还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同时也鉴于西路军此前于十一月九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中央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心存忧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始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落实，而且在兵力集中问题上屡次出现失误，这样作战日益被动，直到被打败。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