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青年人发展的三种可能

    马拉松赛跑，开始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人之间便会拉开距离。

    青年人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有的可能成为栋梁之才，有的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有的甚至成为不肖之徒。

    下面讲青年人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有的可能成为栋梁之才，有的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有的甚至可能成为不肖之徒。这种分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同志前些年提出的。

    1986年底，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同志曾几次到天津一些大专院校去给大学生作报告。在天津大学，校领导担心李瑞环同志在学生提出的尖锐问题面前下不了台。李瑞环自信地说:“不至于。如果市长连这些孩子都说不过，还当什么市长!越离谱的话，越好回答。”和大学生一见面，他就开宗明义地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是来和你们对话的，我是市长，一是来听你们的，共产党有个规矩，叫听取群众意见;二是来说你们的，共产党还有个规矩，叫教育群众。你们有什么意见，尽管提。”

    果然，大学生们提了许多相当尖锐的问题，而李瑞环的回答，也相当精辟、深刻、诚恳。他从全国的改革形势讲到天津的变化，从大学生现有的水平讲到将来要担负的责任，从党内的不正之风讲到每个人应尽的社会义务。当着大学生的面，他用明确的语言指出:现在的大学生，以后有的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有的可能成为平庸之辈，有的甚至会成为不肖之徒。古今中外，大贤大善、大奸大恶多出在读书有才之人当中。对于这些尖锐批评的话，因为说的是实际情况，大学生们不仅不反感，反而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瑞环同志讲大学生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多成为栋梁之材，少出现平庸之辈，最好别出现不肖之徒。

    我们的大学生切不可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先不说你们还缺乏实践，缺乏经验，就说你们已经掌握的知识，要看到那也是极其有限的。当然，有些问题，原因不在你们身上，而和大学里的教育思想、课程内容以及教学管理有关。有些大学对学生进行民意调查，集中反映的看法有三条:一是专业设置太窄，二是教学方法太死，三是有些教学内容太旧。这三条恐怕不同程度地都存在问题。与到国外留学的我国留学生聊天，话题往往谈及中外教育的比较。同西方国家的大学生相比，最让中国留学生感到自豪的是“三好”:基本功好，书本知识好、考试成绩好。但最让中国留学生觉得自愧弗如的是，外国学生有“三强”:创造能力强，动手能力强，演说能力强。看来，中外教育各有所长。国外不太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学生过于自由，有的学生功底还没搞扎实，就急于求异创新。而我们的教育则相反，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和考试成绩，往往束缚了学生的自主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如果中西两种教育体系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是否可以得到相得益彰之效呢?

    这里，我再着重讲讲大学生的素质问题。我听说，场关于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大讨论，正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学蓬勃兴起。这次大讨论，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的，以加强素质教育为中心。地方大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反映，大学生参加这个讨论非常积极。学生跟老师谈论，说我们这所大学，全国许多优秀的学生集中到这里来，可是学校却把我们培养成一个模式了。这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学的模式太单一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在清华和同济两所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培养大学生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兴起。这话讲得非常好。什么叫素质?国家教委原副主任柳斌同志引用了一位老教育家的精彩断语:“当你在学校里学到的一切东西都忘光以后;剩下的东西就是素质。”这话也讲得很好、很深刻。

    大家知道，中小学现在提出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相对来说，大学早就提出了加强素质教育的问题。大学的素质教育，一般地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索质和身体心理素质。这里特别把文化素质提出来，显得非常重要。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回忆，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候，大学培养学生主要是传授知识。后来到60年代提出，要强调培养能力。当时有个很有名的说法是，给学生干粮，不如给学生猎枪。给干粮吃完了就没有了，给猎枪，他学会打猎，还可捕捉猎物，继续生存。这几年，大学教育特别注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因为你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学生能力，还有一样东西，要使他的知识和能力更好发挥作用，这就是做人。这就是素质。所以，现在地方大学提出，要使大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有的大学归纳为K.A.Q)协调地发展。这就是说，要给大学生很丰富的知识，要培养大学生有很强的能力，同时要使大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更能发挥作用。教育界特别是教育研究界认为，从知识、能力到知识、能力、素质，是教育思想上的一大突破。如能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对于我国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世界管理界有三句名言，我觉得很有道理，在这里也给同学们讲一讲。

    一是智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再丰富，智力不足，运用知识的能力很差，知识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二是素质比智力更重要。知识丰富，智力发达，如果素质欠佳，像一个三角砖头，搁哪也不行。

    三是觉悟比素质更重要。没有觉悟的管理者决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这样的管理者既不可能搞好工作，也不可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为栋梁之才呢？春秋战国时，孔老夫子办教育，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当代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时，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工作后，表现出类拔萃，能为祖国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就可以称之为栋梁之才。

    说到这里我讲讲“狗、兔子和三剑客”的故事。

    冰心老人和熟人、朋友在一起，特别喜欢讲笑话。在她90岁生日那天，许多人都来为她祝寿。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是冰心已故丈夫吴文藻的高足，也抱病前来向师母祝寿。冰心老人很高兴，诙谐地向在座的客人介绍说:“费孝通生肖属狗，他是文藻得意门生中的四条‘狗’之一。”客人听后都笑了起来，费先生也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大笑。可见，费孝通当学生时表现就是很突出的。

    五四时期，北大有所谓“三只兔子”之说，指的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大新派教授陈独秀和胡适。蔡元培生于清同治六年为丁卯年(1867 年)，陈独秀生于清光绪五年为己卯年(1879 年)，胡适生于清光绪十七年为辛卯年(1891年)。按十二属相来说，他们三个人都是属兔的。胡适借用他们生肖属相相同这一点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出名的。“三只兔子”之说一时相传成诵。然而，他们三人同是属兔，但每个人年岁相差一轮，不仅年龄有老、中、青之分，而且由于各自起点不同，步履不同，所走的道路也迥异。但在当时，他们的确都是北大教师队伍中的栋梁之才。

    与北大“三只兔子”之说相对应，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也有“三剑客”的提法。在全校百余名教授中，有一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才华学识、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被尊称为清华的“三剑客”。其中之一就是物理学系的周培源教授。周教授的学生回忆说:周培源老师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学生的热情关照和精心培养。周教授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是：学生应该超过老师。他经常引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我之所以看得比前人远一点，因为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他还经常对我们说:“学生在前一辈人的基础上往前走，应该超过他们的老师，这样人类才会有进步。不然，如果学生不及老师，那就一代不如一代，最后人类就要退步到成为穴居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