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0月23日，为了支援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会议向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发出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下，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开展。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贪腐、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先后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迅速开展。

    按照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广州市委、市政府很快作出了具体部署。12月4日市政府委员会举行委员扩大会议，有政府委员和各局、处领导及各人民团体代表共84人出席。会议决定成立广州市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主任，朱光、郭翘然、田坪、梁湘为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要求各单位及各区成立节约检查分会，立即开展工作。会议还决定以市政府秘书处，财政局、市国营建筑公司、市工业器材公司为检查重点，另组织70人的检查组，分别到各财经单位深入检查。29日，市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充分重视；各单位应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迅速造成热潮，形成群众性运动。

    此后“三反”运动在广州迅速铺开，至1952年7月中旬基本结束。在这历时8个月的“三反”运动中，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和领导干部带头反省阶段。
    第二阶段是反对贪污”打虎阶段”。
    第三阶段是对证定案，追赃处理阶段。
    第四阶段是民主建设阶段。

    1952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广州市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以反“五毒”为内容的 “五反”运动。这场运动从1月底开始，至6月20日结束，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和试点阶段。
    第二阶段：局部铺开阶段。
    第三阶段：全面铺开阶段。
    第四阶段：定案处理阶段。

    注：三反五反的具体实施细则略。

    在“三反”和“五反”运动期间，广州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市委要求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方针”，“不要使生产中断”。运动结束后，市委立即将工作的重心转向生产建设。1952年6月14日，广州市第四届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五反”运动，讨论今后工作。会上朱光作了《巩固“五反”的伟大胜利，为活跃经济，发展生产而奋斗》的报告，指出：“当前的重大任务，是迅速活跃经济，发展生产，巩固胜利。”大会通过了《关于活跃经济，发展生产的决议》。8月，广州“三反”运动结束。18日中共广州市第三次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对“三反”运动作了总结，确定今后半年的中心任务是：“以展开内外贸易，活跃经济生活，厉行增产节约为中心结合进行社会改革，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失业问题，整顿与发展组织，健全机构与制度，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开展学习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在市委的领导下，广州市的工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商业流通逐步增加。195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百分之72.8，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注：引自《中国共产党广州历史第二卷P56-65》

    正当五反运动有序进行中，迎来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邀请，先后两次派代表团归国，向祖国人民汇报朝鲜战场情况，介绍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英勇事迹。第一批归国代表团10人，由三十八军宣传部长柴川若率领。1952年1月是第二批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率队团长是时任志愿军第三十九军政委李雪三，该团由志愿军英模和洪淳哲率领的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一行270人组成。1952年1月18日抵达北京，随即分赴各地访问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及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中南团广东组于2月14日抵达广州。李雪三团长则经上海、杭州、南京、青岛、湖南湘潭韶山访问汇报后于4月初率部分团员到达广州，广州各界代表千余人在车站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及广东省、广州市各机关团体的首长们都到火车站欢迎。

    父亲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在会上父亲见到了老战友李雪三，他们握手、相拥，战争年代用鲜血凝结的战斗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看到父亲一身便装，李政委从父亲的眼神和言谈中深知父亲是多么不舍脱下戎装，为此他送给老战友一支从朝鲜战场缴获的精致的美式手枪，这支枪父亲珍藏了很多年，直到很多年后中央要求个人私存的枪支必须一律上交时，父亲才不得不服从决定交了上去。

    图为1952年5月20日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李雪三团长（右一）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洪淳哲团长（右三）受到毛主席接见。

    李政委在广州期间还与父、母亲一同成就了汪洋与周湘玟的姻缘。

    关于这段姻缘，文华说历史趣事《她忍痛写了绝交信，但爱情让他勇往直前，最终志愿军师长实现心愿》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载，兹录于此：

    “三十九军参谋长沈启贤和夫人潘荻看116师师长汪洋还没有成家；恰好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周湘玟也没有成家（潘是周湘玟的表姨），就给他们牵线，但遭到周湘玟领导的反对，他考虑两人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东北，天南地北以前又互相不了解，而且周湘玟是做地下工作的骨干，如果结婚就要离开香港回大陆……根据组织决定周湘玟忍痛拒绝了汪洋，但汪洋不想止步。1952年春三十九军政委李雪三担任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率英模代表到全国各地巡回作报告。李知道汪洋和周湘玟的事，也想成全两个人的好事，回国前他专门找汪洋谈了一次话。得知汪洋要谈的心意，李说：“你决定谈，我这次到广州，找机会了解一下情况。”李雪三率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辗转来到羊城作报告，在工作之余他向叶剑英、陶铸汇报了汪洋师长与周湘玟恋爱被阻之事，并提出可找周湘玟来广州面谈一次。叶同意并派人将已回到香港家中的周湘玟接来。李在老战友广州市副市长陈志方和夫人王静陪同下，当晚在广州长提白宫酒店与李见了面。

    会见中周湘玟提了不少问题，主要是了解汪洋的人品、学识和人生经历。李有问必答，详细地把汪洋的情况一一介绍，同时在交谈中以长者的目光审视周湘玟。这次见面后，李政委给汪洋写信告知周湘玟与其父在政治上绝无问题，李还向叶、陶提出可否安排周湘玟到东北和汪洋见面。叶大力支持并指示相关部门负责安排一切。”

    注：引自文华说历史趣事《她忍痛写了绝交信，但爱情让他勇往直前，最终志愿军师长实现心愿》

    图为李雪三将军

    1952年1-5月李雪三团长率领的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全国6大行政区，28个省（市、自治区）、1054个县（市），390个乡镇，寻访作报告5589场，听众3660余万人；组织广播大会335次，听众1534万人。同时在31个城市举办了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抗美援朝战争实物和图书展览，观众220万人。归国代表团还慰问了志愿军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归国休养的伤病员。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归国代表团的汇报活动，使祖国人民了解了朝鲜战场的情况和志愿军官兵的英雄事迹，密切了祖国后方与朝鲜前线、志愿军官兵与祖国亲人之间的关系，激发了全国人民加紧建设祖国，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情。

    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访问和作报告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5月20日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李雪三团长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洪淳哲团长受到毛主席接见。

    志愿军归国代表于5月下旬返回朝鲜前线，向部队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和祖国亲人的问候，对鼓舞志愿军官兵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注：引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

    图为毛主席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李雪三团长签名

    1963年1月毛主席接见参加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合影时，毛主席认出了李雪三，一边同他握手一边说：“你是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李团长，我们是老相识了。”

    【民主建政】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形式。对于加强人民民主监督，保证执政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法令和任务的正确贯彻落实，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具有重大的意义。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区别主要是两点：一是出席会议的代表来源方式，前者是由各界人民协商产生的，其中一部分是由人民政府邀请的，后者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的；二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是人民政府联系群众和传达政策的协议机关和咨询机构，还不是政权机关，只有在它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时才成为过渡性权力机关。

    中共中央对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高度重视，从1949年8月至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文电就有近20篇之多，他在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还督促检查各地召开代表会议的情况，批评了未及时召开会议的地方领导人。

    广州在解放后第43天即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广州市民主建政工作的开端。至1952年12月，广州市先后召开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次会议都有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教育界、工商界、文化界、自由职业、宗教界、民主党派、归国华侨、港澳人士、驻穗部队等各方面的代表参加，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

    1950年4月21日至5月1日，广州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到会代表439人。会议通过了朱光的《广州市人民政府三个月来施政工作与1950年的工作任务》报告、《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暂行条例》以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和政府委员名单，选举产生第二届市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有重点地恢复生产；继续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完成财政任务；健全基层政权机构；积极支援前线和进行适度的市政建设。

    1950年11月4日至9日，广州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与会代表555名。会议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是：继续调整工商业；防袭、防钻，搞好冬防治安；准备郊区土改；健全基层组织；继续警醒必要和可能的城市建设。

    1951年4月1日，广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到会代表601名。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检查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后5个月来政府的工作，讨论1951年的工作任务。特别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财经工作、民主建设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这次会议增加了民主选举代表的比例，经民主选举的代表共341名，占到会代表人数的百分之56.73。

    1952年12月26日至30日，广州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代表557名。出席会议代表，全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听取与审查广州市人民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决定今后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广州市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决议有关市政的兴革事宜；选举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市长、副市长；选举本届协商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会议通过了《广州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办法》的决议，选举何伟为广州市市长，朱光、丘哲、魏今非、黄长水为副市长。会议选举何伟为广州市协商委员会主席，朱光、丘哲、陈志方、李民欣、郭翘然为副主席。

    图为1952年夏市领导在中山纪念堂门前合影 后排左2陈志方

    广州市解放的头三年中先后召开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民主建政工作一步步向前推进。特别是1952年底召开的广州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选举产生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市长、副市长，实际上起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三年的民主建政工作，为以后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先后召开的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父亲均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大会秘书长。

    注：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P79-83

    图为1952年12月30日广州市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所在地合影（前排右2曾志、右3陈志方、右4朱光、右5何伟）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和各项政治社会改革任务的完成，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第2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自下而上渐次召开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此后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为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中共广州市委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全市开展基层普选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53年5月23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广州市成立了市选举委员会，由朱光担任选举委员会主席。

    1954年第一季度，在市委的领导下广州全市范围的基层普选工作开始。这次基层选举通过开展人口普查；进行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公布选民名单；酝酿、访问、讨论、确定代表候选人名单等步骤，最后在各选区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代表候选人的提名，采取各党派、人民团体联合提名的办法，初步名单提出后，交由选民讨论，然后根据大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选举代表，除郊区的乡镇采取举手表决外，市区的各个选区均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全市参加的选民为921692人，占选民总数959775人的百分之96.03，选出代表371人。

    按当时的《选举法》规定，地主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不享有选举权。在审查华侨户的选举资格时，市委根据华南分局第二次华侨工作会议关于在全国开展普选运动中，要保证归侨、侨眷依法享有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的有关精神和规定，对在土改中由于“左”的偏差而被错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华侨，进行重新审查，摘掉地主、富农帽子；对原属华侨工人、店员、自由职业或华侨工商业兼地主者，一律割地主尾巴；对中小地主和土改后基本守法的华侨地主，均给予宽大处理，宣布不再按地主对待；对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华侨提出改变成分要求的，即协助办理，将其要求成分的申请送原籍政府审查批准，改变成分，恢复选举权。

    经过普选，1954年7月23日至31日，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371人，包括工人、农民和政府机关、部队、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广州市组织，以及大学教授、中小学教职员、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医药卫生工作者、私营工商业者、归国华侨、少数民族、宗教界等各界各阶层的代表。父母亲均被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在出席会议之前，代表们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搜集提案。工人代表在各工厂企业向工人征集到许多宝贵意见和具体建设性的建议。妇女代表通过广州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于7月17日召开了妇女座谈会，收集各阶层妇女的意见。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动员全市人民全面地转向生产建设，继续贯彻增产节约运动，提高现有社会主义工业，开展手工业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巩固与稳步地扩大国营商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大会还审查和批准广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1954年工作任务以及1954年的预算，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选举广州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何伟代表中共广州市委向大会作《全市人民动员起来，为进一步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把广州市逐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城市而奋斗》的报告。何伟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讨论了全面转向有计划的生产建设，使广州逐步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城市，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行政区及其行政机构，广州市并入广东省建制等问题。

    广州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束了广州解放后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过渡阶段，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在广州已经建立，是广州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对于动员全市人民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保证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促进广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同期进行的政治体制变革，还有广州市建制的调整。1954年6月19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第32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中央批准撤销原有六大行政区，并对原行政区内的中央直辖市进行调整，广州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隶属广东省领导。1955年1月，广州市正式并入广东省建制，仍为广东省省会。

    1954年7月15日父亲当选为广州市人大代表。

    1954年8月广州召开全国水上运动会，父亲为获奖运动员颁奖。

    1954年8月广州召开全国水上运动会父亲为苏联运动员颁奖。

    1955年1月16日，广州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把广州市人民政府改为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朱光为市长，魏今非、钟明、黄长水、陈志方、薛焰、李民欣、郭翘然、梁湘为副市长。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改组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7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广州市委改为隶属省委领导。

    1955年元旦拍摄于广州的我们的全家福。

图为南方日报1955年1月20日刊登了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南方日报1955年1月20日刊登了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

南方日报1955年1月20日刊登父亲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南方日报1955年1月20日刊登母亲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1955年父亲在广州家中花园。

1955年父母亲在广州家中花园。

1955年我们全家拍摄于广州越秀北路家中。

1955年父母亲与我在广州。

1955年我们全家拍摄于广州越秀北路家中花园。

1955年大姐陈小征、二姐陈小东、哥哥陈龙江和我在广州家中花园。

1955年陈小征、陈小东、陈越秀三姐妹 在广州家中花园。

1955年陈小东、陈龙江、陈越秀姐弟妹合影。

陈龙江陈越秀兄妹合影于广州越秀北路221号家中。

1955年6月21日我们全家拍摄于广州从化温泉。

1955年父亲在广州参加苏联展览馆建馆工程开工典礼。

1955年父亲在广州参加苏联展览馆建馆工程开工典礼。

1955年父亲在苏联展览馆建馆工程开工典礼上讲话。

1955年父亲在广州婚姻法展览会上剪彩他左右的两个孩子分别是哥哥陈龙江和姐姐陈小东。

1955年给广州先进建筑工人林强颁奖。

1955年6月父亲在广州 。

    【肃反审干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认为“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揭露和肃清的。”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运动清查的对象包括特务间谍、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土匪、“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注）、“托匪分子”、汉奸、蒋匪军政警宪中的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其他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等14种人。

    注：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为胡风做出审查结论，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为胡风平反。

    8月25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所规定的方针，进一步展开一场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求达到在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中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广州从1955年7月起开展肃反运动。运动共分4批进行，参加运动的有机关、学校、工商企业、手工业、运输业等51万人，至1959年2月结束。

    注：1956年4月父亲已调京工作。

    广州第一批肃反运动是在普遍进行学习“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基础上开始的。

    1954年7月，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史称“三十万言书”），呈述了他对党在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和报刊上公开对他批评的不满，以及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重要斗争来看待。

    1955年6月，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首先以市一级机关和中等学校为重点，展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思想影响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目的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到6月底，全市被划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有3人，一般分子9人。

    注：引自：广州市档案馆：《广州大事记》，广州出版社 1966年版，第100页。

    中共中央发布“七一”指示之后，市委在省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大张旗鼓地号召坦白交代，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检举；使运动从思想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从文化教育部门扩展到国家机关、工厂企业和群众团体；运动的目的从揭露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发展到打击潜藏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切特务、间谍等反革命分子。

    7月，《南方日报》接连发表《不能看得太天真！---从影片“不能忘记这件事”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坚决铲除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加强思想工作，堵塞反革命分子活动的一切空隙》等文章，对“胡风集团”的声讨一浪紧接一浪，在全省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为了确保运动的顺利进行，7月9日，中共广州市委决定在运动期间收回各单位的枪支，统一由公安局保管。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之后，全国肃反运动走向深入。

    8月23日，市委决定成立以钟明、魏今非、陈志方、薛焰、刘谦为成员的肃反领导小组，领导全市的肃反斗争。运动开始后，首先进行了反对右倾麻痹思想教育活动，因而群众性的揭发和斗争迅猛地开展起来。8月26日，《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克服右倾思想》的文章，指出在当前的斗争中，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对敌情估计不足，对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斗争不够重视甚至很不重视，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阻碍着斗争的进一步开展，这是应当坚决加以克服的。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切角落里肃清反革命分子》提出必须把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使这个斗争全面地深入到一切角落，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接着，运动扩展到农村。

    肃反运动的前期，由于准备不足，政策界限不够明确，对敌情估计过高，运动中出现了斗争过宽、政策界限掌握不准和使用非法手段进行斗争的现象。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市委检查总结了这一时期运动的进展情况，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经过休整，展开调查研究，认真进行专案、定案和全面复查工作，巩固成绩，纠正缺点，吸取教训，力图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第一批运动至1955年底基本结束。

    1955年12月22日至23日召开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第12次会议，父亲作为大会主席主持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第12、13次会议。

    图为1955年12月22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第12次会议会议纪要。

    1955年12月30日召开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第13次会议，图为广东省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第13次会议会议纪要。

    在广州工作期间父亲编纂《中南区民主改革初步经验》一书，由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亲自撰文。

    中南人民出版社刊登的陈志方撰写的《中南区民主改革初步经验》全文如下：

    【建国初期广州的外事工作】

    1952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成立常设性“广州市外宾招待委员会”，以陈志方（市府秘书长）为主任委员，21名有关部门负责人为委员。统管有关外宾接待事宜。

    注：引自广东省志.外事志P147、P148。

    在当时看来，这个“主任委员”只是父亲在广州期间同时兼任的许多职务中的一个，然而，这却是父亲这一生中外事外交活动的开始。

    父亲在穗工作期间参加的外事活动，在人民日报资料库可以查到的官方报道不完全统计就有以下这些：

    ▲引自人民日报资料库1953.4.20第一版

    匈驻华大使夏法朗柯到广州

    【新华社广州十九日电】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夏法朗柯和大使夫人等一行四人在十八日晚间自北京到达广州。夏法朗柯大使将亲自主持即将在广州开幕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到车站欢迎的有广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陈志方和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局、外事处等单位负责人等。

    ▲引自人民日报资料库1954.10.19第一版

    新华社广州十八日电】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十八日上午十一时乘专机到达广州。

    随尼赫鲁总理同来的有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印度外交部秘书长纳·鲁·皮莱及其他随员六人。印度外交部副秘书巴哈杜尔·辛格已先到广州。

    我国外交部特派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从北京到广州迎接。

    到机场欢迎的，有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陶铸，副主席贺希明、文敏生，秘书长饶彰风，外事处处长曹若茗；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光、丘哲、黄长水，秘书长陈志方；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文年生，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等。

    ▲引自人民日报资料库1954.12.1第一版

    应我国政府邀请来我国访问

    缅甸总理吴努到我国广州

    【新华社广州三十日电】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访问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在三十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乘专机到达广州。随吴努总理来我国访问的有：吴努夫人，缅甸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吴敏登，总理秘书兼内阁秘书吴温佩，总理秘书吴丹，陆军部参谋昂季上校，总理侍从武官毕梭上尉，总理私人秘书都庆素和其他随员五人。

    缅甸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和夫人和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夫人陪同吴努总理同机到达广州。

    我国外交部特派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从北京到广州迎接，缅甸驻华大使馆三等秘书吴栋廷也从北京前来迎接。

    到机场欢迎的，有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陶铸、外事处处长曹若茗，广州市副市长朱光、魏今非、丘哲、黄长水，秘书长陈志方，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文年生，以及海、空军高级将领方正平、张西三、陈浩等。

    到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共广州市委员会的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广东省和广州市组织的代表，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宗教界的代表，学生和各界群众。

    ▲引自人民日报资料库1955.5.26第一版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到广州

    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界一万多人前往欢迎

    新华社雅加达二十五日电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以及其他随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来华访问的人员，在五月二十五日晨一时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启程前往北京。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和夫人陪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同机前往北京。

    到机场送行的有：印度尼西亚内阁的部长们和其他高级官员，各国驻印度尼西亚外交使节以及中国大使馆和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人员等。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在机场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时说，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是符合亚非会议关于和平和睦邻的精神的，他希望有关各方都将实施亚非会议的决议。

    新华社广州二十五日电　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和夫人及其他随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来华访问的人员在二十五日十二时三十分乘专机到达广州。

    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黄镇和夫人陪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同机到达广州。

    我国外交部特派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从北京前来广州迎接。二十四日先行到达广州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印度大使巴拉也到机场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