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热心教育的小学校长、年轻有为的镇长，到抗日战争中变卖家产投身抗日，借德国商船接应运输上海青年参加新四军；用日本兵舰把大批军用和民用武器甚至武器弹药运送到抗日根据地；为迎接上海解放，奉命成功策反了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总仓库和汽车大队，给解放和接管上海提供了物资保障；最后不幸信在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时被特务告密而被捕，虽遭严刑拷打，但仍坚强不屈，在离上海解放前三天壮烈牺牲，倒在了还来不及亲眼看到全上海解放的黎明前夕，这就是我的外公，为了理想和信仰而贡献一切的革命经历。

    一、热血青年颇有建树

    我的外公盛慕莱，原名盛毓騋，1908年农历4月出生于嘉定县黄渡镇（今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

    外公7岁时进镇上新办的黄渡第一小学堂读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当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与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大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外公在学校受到新思潮的熏陶，开始与共青团组织接触，同时，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妹妹盛毓芸、妹夫蔡辉的影响下，思想觉悟逐步提高，救国救民的思想时常溢于言表。

    外公从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先执教于黄渡镇小学，后被委任为嘉定县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他热心于教育，任职多年，颇有建树，把这所学校办成了当时淞沪地区第一流的学校，故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盛慕莱校长的。

    1927年北伐军进入江苏南部地区后，当地的土豪劣绅势力受挫，以盛慕莱为首的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这一带新兴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

    1934年5月，时年26岁的我外公被推举为黄渡镇镇长，当时他除了仍然热心于教育事业，兴建黄渡小学校舍等外，还重视地方建设事业，如主持修建了苏（州）沪（上海）公路中到黄渡镇的支线公路，方便了老百姓的交通；支持胡厥文（解放后曾经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黄渡镇创办黄渡电气公司，使黄渡镇早于附近的城镇享用电灯照明。对国民政府欺压老百姓的一些措施，我外公尽可能的予以阻止，如国民政府警察局为加强统治，打算在黄渡镇设立警察分所，但因他的坚持拒绝而没有得逞。他还带头与当地水上警察抗衡，使其不敢在黄渡镇为非作歹，以保护镇上老百姓的利益。

    二、变卖家产投身抗日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黄渡镇地处淞沪近郊，已能隐约听到抗战前线传来的枪炮声。外公深感国难乡难之沉重，他带头捐款，并四处奔走呼吁筹集经费、物资支援抗战前线，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据黄渡镇史志记载，外公祖上是黄渡镇上的大户人家，经营油坊，具有一定的规模，家里有一些田产、房产。外公祖上的老宅，始建于清朝同治十年，后又多次扩建，北面沿街，南面临吴淞江，是典型的有一定规模的江南民居。然而外公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惜变卖了祖上传下的大部分家产，采购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期间，外公受新四军的委派担任驻上海大公司的负责人，手上掌握着大笔的资金，外人看上去他每天带着秘书坐着轿车进出，昂首阔步，气派很大，人们都叫盛老板长，盛老板短。但这都是为了掩护身份的需要，外公不仅从未私用，而且在家里十分节简，子女们极少吃到一点荤腥，他把节约下来的每一个铜板，都拿去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所以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仅存了一幢多年未经修缮，已显破旧的老宅。

    三、反经济封锁的尖兵

    在淞沪、苏南地区被日军侵占后，为了发动民众抗日，新四军在1938年11月，组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控制了苏（州）、常（熟）、太（仓）等除城区以外的广大农村。

    苏南地区农村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较近，经济比较发达。但自从被日军侵占后，尤其是日军在军事上不定期的进行清乡扫荡，在经济上一方面强行压价收购当地生产的蚕丝、棉花和粮食等；另一方面禁止贩运任何生活用品到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致使当地农村条件十分艰苦。

    而新四军指战员的条件更为艰苦，既没有军费来源，还要不断抵抗日伪军的清乡扫荡。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新四军派人筹粮筹款。

    外公经当时已担任“江抗”部队的财政处处长蔡辉的引荐，欣然接受了“江抗”部队急需军用和民用物资的重托，正式加入“江抗”，为此，他专程去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亲眼看到了根据地军民虽然生活十分艰苦，新四军指战员常常忍饥挨饿，在战斗中受伤后没有医药救治，伤亡很大，但仍然顽强地进行抗日的情形，深受感动。为了完成新四军的重托，他回家后不惜陆续变卖了部分房产和田产，筹集了一批资金，不顾个人安危，通过种种渠道，采购了医药用品，通讯器材、五金材料、钢铁等军用和民用物资，从上海运往苏常太抗日根据地。

    1941年2月，由中共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江苏省沙洲县（今为江苏省张家港市）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蔡辉担任首任县长，为了不增加已经很贫困的老百姓负担，解决政府和部队的给养，就要在经济上打破日军的封锁。

    经多方研究，建立了由我外公作为负责人的一套工作班子，在上海开设了地下商业中心和秘密仓库，安排了采购、装卸和运输力量，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就开始组织采购粮食、生丝、棉花等，每次先将装船多少，返航时需采购什么，以及船起航到达上海的日期等，都派交通员事先通知我外公，然后装船运往上海。 

    外公就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采购到被封锁禁运贩卖的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如：洋油、药品、五金、无缝钢管等，先转移到秘密仓库，有些物品如收发报机等化整为零，避开检查。等沙洲来的船到达时，由我外公负责的班子已经做好了装卸的准备工作，然后就一面卸，一面装，快速离开。

    刚开始是雇用木帆船来运输，但毕竟吨位小，速度慢，而且经常遇到日伪军的检查，以及土匪强盗的拦路抢劫。

    因此，后来我外公就通过关系雇用了五艘千吨级的德国籍货船进行运输，并且买通掌握了其中的三艘，为什么要用德国货船呢？因为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属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部分，当时由德国、意大利、日本组成轴心国，对付由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组成的同盟国。

    因此，我外公利用日军在长江封锁线的水上哨卡对德国货船不检查，以及在上海法租界货轮码头不受日军控制之机，安全畅通地开展了对敌贸易。我外公为此受到了新四军“新江抗”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的接见和嘉奖，被称赞为“反经济封锁斗争中的尖兵”。

    四、借德国货船送新兵

    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武装，“新江抗”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打算派人到上海去招募新兵扩军。为什么要到上海去招募新兵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指战员是由原来的闽东红军及招收的农民为主，文化程度较低；二是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爱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情绪很高，平时失业工人也很多，这样一来，能增加部队的工人成分，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部队的成长会更快。

    当时新四军决定先派两人到上海尝试一下。扩军人员深入到曹家渡、小沙渡、外白渡桥等失业工人聚集的地方开展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仅仅十多天，就招到新兵20余人，有工人、店员、学生和城市贫民。试扩成功极大的鼓舞了信心，于是新四军又派出了多个小组分头赴上海招募新兵。

    经过各小组的努力，一批批青年奔向抗日根据地，每批十多人，先从上海坐火车到苏州，然后步行进入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后来要求参加新四军的人越来越多，目标大了，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怎样安全的把新兵送到抗日根据地呢？

    谭振林要求蔡辉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蔡辉的布置，由我外公用已经掌握的三艘德国货船进行运输，每批可送数十人，先到达江苏省沙洲县（现为张家港市）的护漕港附近的江面上，然后将装上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小船靠上去，一面装货，一面下人，人数最多时，可编一个连。

    从1940年底至1941年春夏之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我外公负责先后接应运送了从上海动员的新兵约1500人，据上海党史办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去参加新四军的人约2万余人，而通过我外公负责先后接应运送的占了其中的百分之7.5左右，给上海的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提供了既安全又畅通的运输线。

    这些来自上海的新兵，壮大了新四军的新生力量，提高了部队的素质结构，其中一部分去地方从事民运、教育、财经等工作；一部分到文工团从事宣传活动；大部分去战斗部队，后来成为了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的骨干。

    五、调日本军舰运物资

    皖江抗日根据地是以安徽省的无为、巢湖两县为中心，由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重新组建的新四军第七师驻守。

    这里原是安徽省最富饶的地区之一，由于离南京和芜湖都较近，日伪军实行严密的封锁，使根据地的军需品得不到补给，当地的农副产品也无法往外销售。

    此时，已调任新四军第七师财经济处副处长兼皖江贸易管理总局局长蔡辉与我外公的策划下，建立了由我外公担任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大成公司”，在上海组织了商人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运往根据地，而根据地的农副产品也得以运往上海等地。

    然而随着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也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包围、封锁，不断与新四军制造磨擦，使皖江抗日根据地陷入了更为艰苦的困境。

    作为新四军第七师派在上海负责经济工作的我外公认为：给根据地军民排忧解难，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怎样把各种物资，通过苏州河、黄浦江、长江上层层封锁检查的日伪军岗哨，以及沿途土匪恶霸拦路抢劫，从上海运到长江北岸的皖江抗日根据地呢？

    正在我外公焦思苦虑时，新四军第七师为了确保芜湖中转站和运输船只安全，对沿途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同时要求我外公不惜工本钻进敌人的心脏里去进行战斗。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外公决定把日伪海军部上海办事处作为主攻目标，不仅又一次变卖了家产，甚至还变卖了外婆的嫁妆，花了一大笔钱，在战友和爱国商人的帮助下，在上海吕班路“日本海军联欢社” (现位于重庆南路的瑞金医院分院，相当于日本海军俱乐部)大院中央的一幢洋房的楼上，开办了“中华物产公司”，并任总经理。

    “联欢社”的门口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站岗，日伪海军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叶树初和日本顾问吉冈，就在这幢楼里办公，他们的办公室与“中华物产公司”我外公盛慕莱的总经理室仅一墙之隔。我外公等人每天西装革履，汽车进出，随从前呼后拥，经常高朋满座，都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相比之下，叶树初就显得较寒酸。我外公等人有意拉拢叶树初，经常请客送礼，很快就与叶树初“称兄道弟”起来。我外公先以合伙做生意为由，让叶树初偷偷发了点财。很快，叶树初的“发财梦”越做越大。

    外公见时机已成熟，通过叶树初，与驻伪海军部的日本顾问吉冈拉上了关系，利用日本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什么矛盾呢？除了军事之外，当时日本陆军在所占领的地区，烧杀掠夺，设卡检查获取了老百姓的大量财产，而日本海军却少得可怜。

    我外公就乘机让叶树初和吉冈入股，就对吉冈说：“只要你动用两艘军舰帮着运货，其他业务上的事你不必操心，你该得到的，分文不少。” 吉冈听说能坐收渔利，就满口答应。就这样，外公在上海为新四军采购了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调用两艘退役的日本军舰，源源不断地运到皖江抗日根据地，而根据地的农副土特产品也得以运销上海及江浙等地。

    外公还在叶树初和吉冈的默许下，以伪海军部办事处的名义，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兵工厂的渠道，为新四军采购了大量军用物资、机器设备，甚至枪械零件、炸药、雷管等。这两艘日本军舰表面上运的是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材、药品、五金为主，私下夹带军用物资。由于是日本军舰，所以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日伪军关卡的检查，沿途土匪恶霸也不敢拦路抢劫，一路畅通无阻。

    当军舰抵达长江沿岸靠近在无为县的皖江抗日根据地时，就在江心停泊，舰上日伪海军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新四军第七师皖江贸易总局组织人力，在夜间用驳船一面卸下货物，一面装上以大米、烟叶为主的农副土特产品。从那时起，两艘敌舰经常往返于上海和芜湖之间，为皖江抗日根据地运去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

    当时新四军军部曾流传着：“富七师，甲全军”、“七师物资钞票多。”的顺口溜，这里说的“七师物资、钞票多”就有着我外公为之苦心经营的“中华物产公司”的汗马功劳。

    六、机智运送印刷设备

    日伪军不甘心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了扰乱和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采取大量发行纸币(储备票、法币、军用券等)到皖江根据地去哄抢各类物资，使皖江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遭受极大损失。

    然而，抗日根据地并没有自己的金融货币进行流通，后来就由皖江根据地主管财经的领导用白纸签上名字，盖上私章来使用，但这种打白条的形式只能应急，而不能一直下去。

    为此，新四军七师根据军部的指示，要求筹建自己的银行及其印钞厂，并要求我外公在上海设法采购印钞设备，招聘印刷技术工人。

    我外公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国内印刷水平较高的中华书局印刷厂里专搞彩印的技术人员过雪川，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为使过雪川了解情况，我外公亲自陪同过雪川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经过几天的实地见闻，特别是新四军的几位领导干部平易近人，以诚相待，给过雪川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过雪川表示愿意去根据地工作后，我外公非常高兴，立即请他把大江银行钞票的图案全部制作好。过雪川又请在中华书局印刷厂的师兄帮忙，将壹角、贰角、壹元、贰元、伍元五种票面的正反面，加上花边图案分别制作在大小20块石头模具上，这些石头模具由师兄设法先从厂里转移到自己家里。然而从师兄家再把这些石头模具运到过雪川家，就要通过日伪的岗哨检查。于是，我外公准备了一副小皮匠担子做伪装，先将这些石头模具浸泡在皮革水里，然后涂上泥巴，装在箩筐里，从师兄家出发，由过雪川挑着皮匠担子走在前面，我外公在后面跟着，当过雪川挑着担子通过岗哨时，遭到了日本兵的检查。我外公若无其事地走到日本兵面前，假装与过雪川素不相识，也用手摸摸石头，用以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学会的简单日语与几个日本兵说了一通，日本兵用手一摆，让过雪川走。过雪川急忙挑起担子赶快走了。过雪川到家不久，我外公随后便到，过雪川问他：“你使的什么魔法！鬼子竟会听你的指挥。”我外公笑了起来说：“我对鬼子说，这些石头是这个臭皮匠从垃圾堆里拾来带回去用作扦皮的废物。”说完，两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我外公又以“中华物产公司”的名义，采购了印钞所需要的设备和纸张等，并招聘到了65位愿意去根据地的印刷技工和家属，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经与根据地商量决定，凡到根据地的，可以按原薪发双工资，即在根据地领一份，在上海也领一份。在上海领的一份就是从我外公的“中华物产公司”领取在当时上海很难买到的大米。

    1944年4月中旬，我外公利用日本军舰将全部印刷设备和辅助材料运到皖江抗日根据地靠近长江边上的汤家沟，4月下旬，由我外公亲自带这些印刷技工和家属，穿过层层封锁，安全到达皖江抗日根据地。     

    成立了新四军皖江抗日根据地大江银行印钞厂，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贰角、伍角、壹元、伍元”四种面值的大江币正式面市，过雪川被任命为厂长。

    当“大江币”发行后，为稳定根据地物价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我们知道现在发行货币，是以黄金作为储备的。而当时根据地发行“大江币”是以大米等实物为储备，以保证物价稳定。当时规定在皖江抗日根据地内禁止使用储备票、法币、军用券等，一律使用大江币。南京、芜湖的商人为了要做生意，用“法币”、“储备票”来兑换“大江币”进行交易。抗日根据地则将这些兑换到的“法币”、“储备票”等去敌占区采购物资，从而使根据地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七、继续开展地下交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华东局为了更好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斗争，决定建立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部贸易科（简称国区部贸易科），对外仍称“大成公司”，统一领导国统区中共的经济工作，由蔡辉任经理，并在上海开设了“集安公司”，以贸易为名，秘密护送南来北往的干部，并采购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去。

    1945年底，我外公与他的学生姚声一起，奉命到扬州建立“上海集安公司扬州分公司”。该公司实际上是上海和解放区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解放区大批的土特产和上海运来的各种物资都在这里集散。

    我外公在上海还开办了一家集安运输公司，负责从上海到苏北的各种物资的运输任务。为了使这条航线畅通无阻，由集安运输公司出钱买通了上海到苏北沿途的各方面关节，建立了一条十分可靠的地下航线。

    从上海把物资运往山东解放区，必须出吴淞口再由海路北上到解放军军用码头山东石岛。当时国民党上海当局对出入吴淞口的船只查得很紧。为了开辟海上运输线，我外公在黄渡镇自己老家中，与战友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制订了分工负责方案。我外公即以“合伙经商”为条件，设法打通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水上稽查处等各方面关系，使集安运输公司的货船，得以免检出入吴淞口。这些货船报关时的到达地点为青岛，而实际上却运往石岛。这样，山东解放区所急需的物资，就源源不断地由上海运了过去。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上海至山东石岛一线的货运被迫中断了。这时，我外公根据指示，在上海设法组织了一支商船队和渔船队，把上海到山东解放区这条海上运输线又恢复起来。

    1947年5月，按照上级的指示，我外公接送数十名从解放区途经上海，去广东参加游击战争的干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我外公先后共护送途经上海的南下的干部200多名，使他们都安全到达目的地。此外，他还多次接待来上海治病的干部，妥善安排住宿、治疗等，直到他们病愈离开。

    八、多次遇险不曲不挠

    在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是十分危险和艰巨的，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的年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外公在开展地下工作时，惊险的事件不断发生。

    1942年春，上海日伪警察局探知了我外公的行踪，在一天早上，突然包围了蒲柏路(今太仓路)赓裕里的我外公家，日伪便衣特务冲进了我外公家抓人，幸好此时我外公出门还没有回来。敌人抓不到我外公，便对我外公家实行严密的封锁，并设下了埋伏。出事的当天傍晚，我外公办完事回家，正巧在马路口碰到迎上来的邻居老伯，告诉他家中已经出事了，于是他急忙走开，才没有落入敌人之手。记得那次敌人在外公家监视了一个多星期，威逼交出我外公的下落，在此期间，禁止我外公家人出门。只有当年才11岁的我母亲是唯一获准早晨外出买菜的人，即使这样，她身后还跟着特务盯梢着，预防通风报信。

    1944年夏，日寇南京宪兵队两卡车人，从南京直赴在黄渡镇的我外公老家，企图抓捕我外公，他们翻箱倒柜地搜查，吓得年迈的曾外祖母和年幼的家人都躲在一旁。幸亏我外公遇事机警，才未遭毒手。

    由于我外公一直为中共从事地下交通活动，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当局的注意。1948年底，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密令嘉定县县长徐竹漪逮捕我外公。我外公利用国民党嘉定县党部书记长李纯一与徐竹漪的矛盾方得脱险。当时组织上鉴于形势严峻，为保证他的生命安全，曾要求他离开上海暂时隐蔽，以保存实力。但他考虑到越是面临解放，越有大量工作要做。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反而进入上海，化名为“蒋梦兰”，隐蔽在他的学生蒋梦良的宿舍里，顽强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九、热心教育为人师表

    外公自在江苏省第二师范分校毕业后，即执教于黄渡镇小学，不久被委任为嘉定县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后来虽然负责为苏南、皖江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但他同时仍热心关注于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黄渡镇先后遭四次轰炸，嘉定县公立黄渡第一小学堂被炸，片瓦无存。1944年春，由我外公筹款在原校址上新建校舍，设有六个班级，九位教师，还增加了幼儿班，共有学生三百余人。

    1943年成立的新中国艺术学院，是以培养各种艺术专门人才，发扬中国艺术文化，并促进新兴艺术为宗旨。该校开学不久，由于日伪盯梢审查抗日教职员工，而被迫关闭。1944年4月，该校由谭正壁任院长，在上海复校，招收爱国青年到皖江抗日根据地工作，其开办费用和日常大部分经费，都由我外公任总经理的中华物产公司拨付，后该校为解放区输送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

    1946年抗战胜利后，我外公继续担任黄渡镇中心国民学校（该校的前身即嘉定县黄渡镇第一国民学校）校长，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一直关心着家乡的教育事业，直至牺牲时，他仍担任该校的校长。

    我外公一直关怀和爱护学生们，并不断地向学生们宣传抗日救国和建立新中国的道理，在他的鼓舞下，许多学生都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在我外公最后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开展策反工作时，就是由一直尊称我外公盛慕莱为“慕师”的学生姚声协助。此外，在我外公被捕和牺牲的最后时刻，同时被捕和牺牲的也是另一位学生蒋梦良。可以说，我外公视学生们如子女，而学生们在我外公生前生后都始终尊敬着他，分别协助他进行了最后的工作，其中的一位陪伴他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十、进行策反不幸被捕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已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急电派驻上海秘密联络站负责人李凯，要求他尽快回军部接受新任务。李凯接电后，即找我外公商量，外公为其策划了从上海到皖中解放区三野军部的具体路线，由外公筹集路费，安排关系，并派姚声陪同，辗转到达设在安徽蚌埠附近大王庄的三野政治部驻地。

    李凯回沪后，立即向我外公等传达了上级关于尽快弄清上海地区敌特潜伏活动，以及国民党溃逃前准备对上海破坏的进行情况，策反国民党军警敌特，保护上海工厂不受破坏，迎接上海的解放的新任务。

    外公随即行动起来，利用关系，首先成功策反了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总仓库，使设在上海真如镇北杨家桥地区的总仓库内的大量物资保存完好，解放后由我军如数接管，为解放和接管上海提供了物质保障。

    此后，外公又先后成功策反了敌汽车大队、某保安团，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思分局、杨泾分局，并约定到时，由汽车大队派车接这两个警察分局的起义人员。

    1949年4月，外公和姚声通过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特行处处长陈家宪，又开展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活动。陈家宪派特行处国际组的吴钟英前来联络，我外公和姚声以中共华东局驻上海代表的身份，根据中共对新解放区“约法八章”的精神，严肃地与他们前后洽谈了三次，每次谈判前后，外公都向李凯等作了详细的汇报，并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但阴险狡猾的敌人，表面上假装与我外公等人谈判，哀求保命，实质上却是为了掌握外公这条线上党的地下组织情况，企图一网打尽。因解放军进展神速，故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急忙下令抓人。

    1949年5月9日清晨，一伙全副武装的特务，持着我外公的照片，冲进外公的学生蒋梦良位于大西路忆定盘路口（今延安西路江苏路口）的地政局测量总队宿舍，将还睡在床上的我外公抓捕，蒋梦良也同时被捕。

    敌人为了扩大线索，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主要负责人，对我外公严刑逼供，据解放后被捕的敌特分子吴钟英交代：我外公在狱中因严守机密，被拷打的遍体鳞伤，门齿断裂，但他仍横眉冷对，没有吐露一丝内情，确保了我外公这条线上党的地下组织无一损失。

    十一、身中两枪壮烈牺牲

    1949年5月24日上午9时，一辆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开到虹口公园靶子场警车上，押下了我外公等五位被捕的人员。事后，据目睹我外公等英勇就义的虹口公园靶子场的园林工人回忆：当时从车上押下来的五位就义人员，其中三人穿着军装，一个是瘦个子(即蒋梦良），一个是大块头（即我外公），个子很高、很胖，很白，剃着平顶头，但浑身是伤痕，穿着的格子纺绸短衫裤已被鲜血渗透，虽然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从容地昂着头。在依稀听得到远处传来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刽子手向他们开枪射击，其他四人各中了一枪倒地，而我外公是在中了第二枪后，才慢慢倒下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为上海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这一天，离上海全部解放仅差3天，而我外公家所在的嘉定县黄渡镇早已于5月13日就解放了。但此时白色恐怖仍沉重地笼罩着被国民党军队盘踞的上海市区。我外公他们倒在了还来不及亲眼看到全上海解放的黎明前夕。

    令我母亲终身铭记的是，1949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她和妹妹正在学校上夜自修课，突然接传达室门卫通知，她们俩急忙奔向校门口，那天正下着濛濛细雨，看到穿着淡灰色长衫的我外公淋着不少雨水，赶紧拿出毛巾替他擦拭，外公从口袋里掏出钱夹，拿出五块大洋，神情严峻地对她们说：“这是你们以后两个月的伙食费和零用钱，这几天时局紧张，你们年纪小，不要到校外去。我最近工作忙，不能常来看你们，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说完就地走了，她们目送着我外公匆匆地消失在雾雨的夜幕之中。想不到这竟成了我外公对家人的最后遗言。

    十二、阴雨连绵泣埋忠骨

    外公牺牲后的第三天黎明，即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我外公的战友和亲属们一起寻找我外公的下落，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我外公已遭杀害。于是他们又一起寻找我外公的遗体。时值6月份黄梅季节，连绵不断的阴雨也似乎在为外公、为全体因解放上海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哭泣。

    经过十余天的奔波，才了解到，我外公等人被杀害后，由上海的慈善机构普善山庄收埋于虹桥路塘子泾公墓，在一片新坟堆下，埋着五具棺木，逐一开棺验尸，由于连续阴雨，且气候闷热，遗体已腐烂而无法辨认，最后在一具遗骨的膝盖弯曲处发现了一小块纺绸格子裤的散片，才确认了我外公的遗骨。然后，战友和亲属们含泪将我外公的遗骨安放到重新购置的棺木中，于1949年6月17日安葬于嘉定县黄渡镇老家的祖坟。

    1952年4月21日，外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又移葬于嘉定革命烈士陵园。从此外公就长眠在这片生他养他并为之贡献出生命的土地中。

    2007年秋，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和上海电影电视集团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实艺术片《地下交通线》，邀请了以扮演《51号兵站》中“小老大”而出名的演员梁波罗扮演真名实姓的我外公盛慕莱，真实的再现了我外公在抗日战争期间开辟地下交通线，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运送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感人而神奇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