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他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唯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时时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是我们始终不变的动力观。我们是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论者，是价值观、真理观和动力观的有机统一论者。立场、观点、方法，价值观、真理观、动力观，全部有机统一到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上。我们深知，离开群众，任何人、任何集团和政党，必然一无所成。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

    第五，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物质是运动的，情况是经常发生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这就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说，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六，必须坚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从一定意义上讲，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就是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战争与和平各自独立形态时内部的相互关系。巴黎公社革命揭开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的新篇章，但由于无产阶级自己的仁慈和天真，没有处理好战争问题，结果惨烈地失败。无产阶级深刻地汲取了这一教训，此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中国和朝鲜、越南又先后取得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胜利。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无产阶级在处理战争问题时，由于人民群众和正义的强大力量，往往比较得心应手；但在处理和平问题时，即在对付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问题时，却往往缺乏经验，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样重大悲剧的出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凯南和前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100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陷入近6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从而不堪重负。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此后的美国历届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其“软实力”的运用，这才有煌煌苏联的解体与庞大苏共的垮台。从此，美国各届政府与其他各国特别是大国、强国打交道时，便更加重视“软实力”的运用。

    我们应当清醒认识，西强我弱局面有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六期；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