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40年间，毛泽民曾在苏联学习、治病8个月。同时，他还肩负着鲜为人知的特殊使命。到底是什么使命呢？

    在俄罗斯解密的档案中，有一份由毛泽民代毛主席填写的长达4页的《个人履历表》，揭开了毛主席一些鲜为人知的家事。

毛泽民代毛主席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毛泽民代填毛主席的个人履历

    按理说，这份由共产国际印制的、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个人履历表》，应该由来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的本人填写。

    这个时期，毛主席本人没有来苏联，也并非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级组织，而是由他的同胞弟弟毛泽民代其填写。

    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大合常理。

    在这份31项的《个人履历表》里，除了填表人的自然情况外，还要详细填写受教育程度、政治态度、参加革命的简历，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等。

    比如，在家庭出身一栏就有许多内容需要填写：

    父母的姓名、出生时间和地点、有何不动产，在何时、何处？

    他们革命前后从事何职业？

    现在从事何职业？居住地的详细地址等等。

    《履历表》的最后一页是填表人独立生活后的工作经历。毛泽民用600多字言简意赅地填写了毛主席的革命经历：

    1919年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北大图书馆之图书管理员, 1920-21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校长，1921年下半年起至1922年，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至今天止，仍为党军委所领导，坚持华北与华中的游击战争。总之，目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为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伟大事业而工作。

    在结尾处，毛泽民还写了一段附识:

    因国际需要泽东同志一份较确之履历，认我是其亲生兄弟，了解较详，命其代填。但是：虽然自认较确，然而总是代填，不尽不确的地方，在所难免。如其妻（江清）同志，就不知其历史，只有等待他自己来补充或更正。

    这里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迫切希望更多、更准确地了解毛主席。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为何急于了解毛主席？

    当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党的重要方针政策要由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人来制定，共产国际还派出全权代表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扶助下，王明获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这年春夏，党中央面临的生存环境相当险恶。

    王明既不敢在上海隐居，又不愿去中央苏区过艰苦的生活，便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莫斯科一住就是6年。

    在这期间，中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大大出乎共产国际的预料。但莫斯科对毛主席提出的土地政策和军事战略战术并不完全认可。他们对毛主席的认识和评价只能依赖于王明等人。

    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北上，共产国际才不得不对毛主席刮目相看。

    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当选执委会总书记。他大力改进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解散地区局，取消向各党派全权代表和教导员的制度，精简执委会的机构，加强了同各国党中央的联系。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回国。

    临行前，季米特洛夫特意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又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

    但王明回国后，将此忠告当作耳旁风，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党中央的工作予以指责。

    1938年8月，中共临时代表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他和中共代表任弼时在克里姆林宫谈话，季米特洛夫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共产国际渴望更深入地了解毛主席，而他的亲兄弟毛泽民的到来，无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季米特洛夫

    毛泽民于1921年入党，是长期与毛主席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老党员。共产国际干部部也希望毛泽民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1939年6月初，毛泽民抵达莫斯科不久，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先后写了《关于新疆情形的报告》、《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关于党内重要文件的读后感》、《关于中国党的情况报告》等近10万字的重要报告，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问题的会议。

    毛泽民高度的政治水准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得到了莫斯科的首肯。于是，便发生了毛泽民代毛主席填写《个人履历表》的事情。

父亲毛顺生，一位潜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农民

    过去，人们对毛主席的家庭成分的了解，大都来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书中有关毛主席的家庭成分有这样一段记录：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自己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了中农。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 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累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

    然而，毛主席的家庭是何时走向富裕的？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富裕？又是靠谁走向富裕的？却难以探究。

    当存放在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中的毛主席《个人履历表》和毛泽民的《个人简历》被找到后，这些问题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履历表》第28项“父亲”一栏中，毛泽民清晰地填写着：

    “毛顺生。生于1866年（应为1870年，作者 注）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十五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田七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 1928年被（国民党）没收。1919 年去世。”

    在毛泽民他本人的《个人简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贫农、中农到富农，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从这些档案材料不难看出：

    1.毛家祖上是贫农；
    2.在1900年以前，即父亲30岁以前，毛家完全靠种田来养家糊口；
    3.在此之后，父亲除了种田外，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负债；
    4.在1915年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变得殷实起来。

    应该说，父亲毛顺生是个聪明、勤劳、潜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型农民。然而，他的“发迹”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

    1887年，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他在接过祖上分得的田产和屋产时，也接过了家庭债务和生活重担。

    毛顺生的父亲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种田人，一生劳碌，不仅未能发家致富，反倒欠下不少债务，最后不得不把祖上分得的一些田产典给别人，家里只剩下六七亩田。

    毛顺生起早贪黑拼命地苦干，家境不但没有改善，欠账反倒越来越多。为了躲债，他不得不狠下心来，外出参加了湘军。

    一年多的军旅生涯，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却因闯荡世界，开阔了眼界。

    随着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维新运动在湖南蓬勃兴起，湖南成为全国最富生气的省份之一。

    地处三湘四水的韶山冲从此不再闭塞。在数百里之外的长江边，已经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修铁路、开矿山、造枪炮。萌生于清康雍时期的官银钱号，这时又在各地掀起高潮。省城长沙设立了总官号，下面设有分号和子局。民间乡里也散布着钱庄和票号。

    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善于经营家务。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以及买进乡亲们的稻谷，碾成米，挑到银田寺或湘潭的米市去卖，既赚了加工费，又赚了地域差价。

    开始，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便成批地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此外，他还做起贩猪和贩卖耕牛的生意。

    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又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

    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作周转，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济春堂”的纸票。

    在此期间，1893年12月26日，毛顺生的大儿子毛泽东降生了。接着，1896年4月3日，他的二儿子毛泽民也来到人世。

    孩子们开始懂事时，正是毛顺生从耕作转向贩商的过程。在毛顺生看来，只有劳动才能致富。他雇了一个长工，还让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到田里去干活儿。

    在湘军当兵时，毛顺生饱尝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苦楚。

    后来，在一次柴山诉讼案中，他明明有理，却因对方能言善辩，又引经据典，硬是让他输了官司。于是，他下决心让儿子们都能读些书，只有识文断字，能写会算，才好光大家业。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这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青年毛主席

    1910年，毛主席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维新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在湘乡、湘潭、浏阳三县颇有名气。在这里读书的几乎全是富家子弟。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陈赓和谭政也曾在这里就读。

    陈赓是将门之后。他的祖父陈益怀曾为湘军将领。谭政则生于湖南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绅商家庭。

    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

    东山学堂是毛主席走出乡关、走向社会的起点。14岁的毛泽民从此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

    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远的路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和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与他同岁的女子王淑兰完婚。17岁的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

    与父亲不同的是，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家里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帮工不仅能吃到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而且他当天就付工钱，从来不拖欠。

    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

    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去卖，付给别家“毛义顺堂”的纸票。别人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

    眼见着毛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母亲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 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就心疼地说：“润之、润菊都不在家，润蓬一个人，要种田，要喂鱼，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从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就不了解这些事情。”

    1915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了叔父家的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

    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钱，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青瓦，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扩出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房屋。

    应该说，毛家真正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和经营的结果。

母亲文素勤的名字被发现，并写进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人们普遍认为毛主席的母亲叫文七妹，但在这份《履历表》第28项母亲一栏里，毛泽民清清楚楚地填写着他们母亲的名字——文素勤。

    上面是这样写的：

    母亲：文素勤。生于1863年（应为1867年，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坪姻。是中农之家的子女，出嫁后，娘家即变为贫农，本人是极勤劳的乡村劳动妇女。1919年8月去逝。

    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在以往的党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只看到毛主席的母亲叫“文七妹”。

    在《毛泽东自传》中，斯诺也注释了毛泽东本人的口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即“文七妹”的谐音)。

    却从来没有人提及“文素勤”这个名字。

    就连湘乡文氏家族的研究专家刘胜生也从没有听说过。

    后来，当得知这个名字的时候，刘胜生赞许道：“‘素勤’这个名字很好，体现了文家的家风，也体现了文家的家庭文化。”

    而且，他对这个名字的含义做了大胆的推测：素代表朴素；勤代表勤劳。

毛主席的母亲文素勤

    提起毛主席的外家，就不能不说到他的曾外祖母贺氏。她比毛主席的外曾祖父文德明年长3岁。德明公去世时，贺氏只有30岁，留下芝兰、芝仪（毛主席的外祖父)、芝祥三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虽然不读过书，她却治家有道，教子有方。

    毛主席的外祖父文芝仪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殁于光绪十四年（1888 年），毛主席未能亲聆他的教诲。但毛主席一出生便打上了外家“三芝堂”的印记，先是取名“咏芝”，后改为“润之”。

    毛主席在8岁以前，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人丁兴旺，孙儿众多，十分热闹。外婆对毛主席始终倍加疼爱。

    这种温馨宽松的环境在毛主席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真、善、美的种子，后来毛主席在性格上表现出来的不好束缚，平易近人、追求理想社会的品格，都与外家的熏陶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

    俗话说：“娘亲舅大”，毛主席与两位舅父关系颇为密切。七舅文正兴曾充房长，监修房谱。他既是毛泽东的舅父，又是毛主席的干爹。八舅文正莹在家开设蒙馆。年幼的毛主席时常跟随旁听，由此认识了不少字。八舅文正莹算是毛主席真正的启蒙老师。

    文家都是些知书达理之人，见毛主席从幼年就悟性非凡，无不希望他多读书，早成材。

    所以，当毛主席想去湘乡东山学校求学时，两位舅舅都表示赞成。

    而父亲毛顺生却想把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于是，两位舅舅亲自到韶山冲说服毛顺生，从而促成了毛主席走出乡关的宏愿。

    毛泽民也继承了文家的家风，继承了母亲的美德，一生清正廉洁。自从参加革命，毛泽民一直为党开创经济和金融工作。

    1931 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是国民经济部部长。

    他白手起家，为共产党开创家业，使党和红军在最艰难的时期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毛泽民常年经手成千上万的资金，而他守着钱袋子，从不乱花一分钱，更不为个人谋利益。

    尽管在旧中国，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名字都难得留下，但母亲的形象在毛主席三兄弟的心目中却十分高大。

    母亲去世后，毛主席含泪情义深长地写下《祭母文》。他追念母亲：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主席曾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

    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