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

    孙维世（1921-1968），小名小兰，曾用名孙克英、任友梅，四川南溪人，1921年8月24日出生。曾任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原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

    她的父亲是孙炳文，上世纪20年代初与朱德一起赴德国留学，经周恩来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1927年4月在上海被捕，后在龙华英勇就义。她的母亲是任锐，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重新入党。她的哥哥是孙泱，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朱德同志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67年被迫害致死。

▲后排站立左起：孙炳文、任载坤、任焕坤
中排坐椅左起：任  锐、任馥坤、黄志烜
中排怀抱左起：孙济世、黄连生、黄直生
前排坐地左起：孙  泱、孙维世、黄嵩生

    孙维世的童年和少年在动荡的时代度过，经历了风雨磨砺。父亲牺牲后，她跟随母亲辗转四川、安徽、上海、湖北、河南、北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5年，母亲任锐把14岁的孙维世带到上海，住在亭子间。由于孙维世喜爱艺术，任锐就把女儿介绍到东方剧社学习，化名李琳。她曾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剧团生活和工作，开始接触艺术，登上舞台，参加拍摄电影。1936年，她参演了舞台话剧《醉生梦死》，在电影《摇钱树》和《镀金的城》中饰演角色，受到艺术启蒙，初显才华。

▲少年时代的孙维世（左）和任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四队，来到武汉参加抗敌宣传，并在周恩来帮助下于1938年初到达延安。之后她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曾任抗大文化娱乐委员、党校文化娱乐代表、马列学院俱乐部委员，1938年5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延安参加了抗战话剧《血祭上海》和《团圆》的演出并受到称赞。

▲1937年8月，孙维世（前排左四）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四队

▲孙维世（左）与母亲任锐在延安合影

    1939年9月，她陪同周恩来赴苏联治疗，1940年初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考入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在五年时间里，她系统学习了表演和导演系的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40年初，孙维世在莫斯科与周恩来、任弼时等合影。前排左起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左起周恩来、陈琮英、张梅

    1946年9月，孙维世回到中国，在延安进入中央管弦乐团，导演歌剧《蓝花花》，后在陕西、山西等地参加土改运动。之后，她调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编入联大文工团，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参加文艺工作，编导了秧歌剧《一场虚惊》并参加了太原战役的文化宣传工作。1949年7月，孙维世随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赴东欧，12月回国途中被留在莫斯科，参与了中国赴苏联代表团的翻译和其他组织协调工作。

▲孙维世与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左）

    1950年孙维世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积极吸收传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她成功导演了苏联多幕话剧《保尔柯察金》，获得艺术界和观众的广泛赞誉。导演的《钦差大臣》《小白兔》《求婚》《万尼亚舅舅》，成为新中国杰出的导演艺术家。

▲1959年排演话剧《大雷雨》期间，孙维世（左）与苏联专家和女主角在一起

    1954年起她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为培养国家导演艺术骨干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她担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导演了话剧《同甘共苦》《桑洋河畔喜事多》和《黑奴恨》等，积极参与戏剧人才培养，为戏剧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与中央戏剧学院学生运动员合影
后排右起：列斯里、李伯钊、孙维世、沙可夫、欧阳予倩

▲1956年5月10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中央实验话剧院及筹备委员会通知

    1963年，她到大庆油田安家落户，之后编导了多场话剧《初生的太阳》，完成了她一生中最后一个艺术作品。1968年3月1日，孙维世在“文革”灾难中被非法关押，同年10月14日被残酷迫害致死，时年48岁。1977年6月9日，人民艺术家孙维世获得平反昭雪。

▲孙维世与“铁人”王进喜

    为纪念孙维世诞辰一百周年，表达对她的深切缅怀，加深对她的系统认识和研究，梳理传承她的艺术财富，12月19日，南杰文化论坛与国观智库共同举办了“永远的思念---纪念孙维世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旨在缅怀孙维世的靓丽人生，深化对孙维世的研究，搭建亲友与学界交流平台。座谈会上，孙维世的生前友好，专家学者和亲属代表在一起梳理了她的艺术成就，深情回顾了她的特有风貌和正直品德，提出了一些开展孙维世研究的意见建议。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教授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孙维世同志是我国非常优秀的戏剧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受过系统戏剧教育的女导演。她早年参加革命，年轻时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戏剧战士。她刻苦努力，把外国优秀的戏剧文化，特别是导、表演方法引入中国，与中国文化艺术传统相结合，为发展导、表演理论与实践、摸索戏剧民族化道路和奠基中国儿童剧做出了突出贡献。孙维世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的班主任（1954年），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和总导演，与新老戏剧教育家、艺术家通力合作，为培养我国优秀戏剧人才百般努力，获得了丰硕成果。他认为孙维世同志的理论与实践是我国戏剧艺术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演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中央戏剧学院要进一步加强对孙维世同志的系统研究，做好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工作。

▲中央戏剧学院院庆十周年合影
前排左一是孙维世，参加合影的有陈毅、周扬、欧阳予倩、沙可夫、李伯钊、梅兰芳、荀慧生、曹禺等

    著名文艺评论家、原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91岁高龄的杜高老人在视频里说，“我是经常想念孙维世的，每次想起她，首先耳边就听到了她的笑。孙维世的笑是她特有的笑；她的笑声真的非常富有感染力，很大声，很爽朗，我没有听到过第二个人有这样笑的。只有一个心灵非常纯洁的人，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善良的艺术家才能有的笑。所以我每次见到朋友时一谈到孙维世，就会问他们你们认识她吗？你们听到过她的笑没有？”

    1950年孙维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她的第一个戏《保尔·柯察金》时，20岁的杜高正好调到北京工作。他看完戏之后很激动，当时就写了剧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从朝鲜回国后，于1952年调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刚好孙维世是剧院的总导演，她对杜高说读过他写的那个剧评，他们就高兴地认识了。他认为孙维世对中国戏剧有三个很主要的贡献：

▲1962年《保尔·柯察金》剧照

    第一，孙维世排演了俄罗斯文豪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对后来青艺和人艺的演剧建设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一年是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为了纪念果戈里举办的活动，由北京话剧界联合演出这个戏。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还没有成立，戏是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承担的，孙维世导演。对这个戏，杜高也写了一篇文章《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为什么是不朽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剧作，但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演出对中国的演剧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孙维世的重大贡献。因为当时北京人艺还没有成立，他们把主要成员刁光覃、田冲、蓝天野调来参加这个戏，青年艺术剧院最好的演员石羽、于村等也都参加了演出。在人艺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人艺的主要演员参加了排练和演出，受到了一次斯坦尼导演体系最严格的训练，这对后来人艺和青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2年《钦差大臣》剧照 
主要演员：于村、石羽、雷平、刁光覃、蓝天野、叶子等

    第二，孙维世是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过去中国儿童戏剧是小孩演小孩，但孙维世觉得应该由成人演孩子，这才是艺术创作。因为孩子并不理解这个人物，怎么塑造人物性格小孩是不懂的，只有成年人才能够塑造出一个个性格不同的儿童形象。孙维世这个理念，当时大家不是很理解。后来孙维世着手自己编排了一个儿童剧《小白兔》，从青艺的演员里挑了一批符合儿童剧演员特质的年轻人。后来他们都成了儿童剧最好的演员，代表人物就是方掬芬、连德枝、覃琨、李若君等。所以孙维世可以说是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

▲孙维世给《小白兔》的演员说戏

▲1952年，孙维世导演《小白兔》电影时的工作照

    第三，1954年她导演的《万尼亚舅舅》是她导演作品中的精品和高峰。杜高说：“这个戏是我这一辈子看过的话剧印象最深的一部。很巧的是第一场演出时，剧院要请欧阳老（欧阳予倩）来看，欧阳老需要人陪，别人对欧阳老很敬畏，孙维世就找到我，因为她知道我从小就认识欧阳老。她就说杜高你帮我晚上陪欧阳老看第一场《万尼亚舅舅》，我就陪欧阳老看了这一场。欧阳老看的很认真，他开场前跟我说几句话，一到开幕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一直到看完以后，我估计他很受感动，很受感染，调过头来跟我重重地点了两个头，就是这戏很好的意思。”“第二次是在怀仁堂给周总理看，这一场我看的很认真，这戏太好了！这辈子看的话剧我认为有两个顶峰，一个是焦先生的《茶馆》，一个是孙维世的《万尼亚舅舅》。”

▲1954年《万尼亚舅舅》剧照
主要演员：金山、吴雪、路曦、冀淑平、王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