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

    地球百分之七十的面积为海水覆盖，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的航海家和殖民者正是通过开拓遍及全球的海上航线，一方面历史上第一次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开创了狂飙奋进的“大航海时代”；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帝国，伴随着工业革命，演化成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体系趋于瓦解，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大批亚非拉前殖民地独立建国，成为国际法的新主体，而海洋法也就成为二战后国际法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海洋法诸多基本问题上的冲突尤为激烈。为此，联合国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组织了国际海洋法会议。其中，第一次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果，就领海与毗连区、公海、公海渔业与生物资源养护、大陆架等问题制定了4个公约，初步建立了现代海洋法的框架，但在领海宽度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美英等传统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纵横四海，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航行自由“，希望把领海宽度限制在3海里，而发展中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争取海洋经济权益的角度，则更多的主张12海里或更宽的领海宽度、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主张限制军用船只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1960年的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专门讨论领海宽度和渔区问题，未能取得成果。

    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全称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1969年2月成立，当时成员国为42个。海底委员会的任务原为讨论因开发国际海底资源而产生的、法律、经济、机构等问题。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各国意识到海洋法的种种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决，国际海底区域的问题必然还是要涉及到国家的海域管辖权。因此，1970年联大通过决议，一方面明确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和该区域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另一方面规定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讨论领海、公海、大陆架、海洋渔业、海洋污染、科学调查等与海洋法有关的各种问题。同届联大同时通过了1973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决议，海底委员会实际上担负起了筹备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使命。1971年12月，随着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联大通过决议接纳新中国参加海底委员会。

    1972年7月，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1972年第二次会议，父亲被任命为代表团代表之一。代表团共有十四人。父亲和沈韦良、夏璞为代表，副代表有鲍光宗、赵林，此外还有顾问、秘书、翻译等。

    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简称“条法司”）在1969年一度被撤编，只保留了一个“留守小组”。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考虑到今后将有大量国际法、国际多边、双边条约的工作，外交部于1972年重建了条法司。这一次参加海底委员会会议的代表中，沈韦良是重建的条法司的副司长。代表团其他成员中，鲍光宗来自渔业部门、赵林来自海洋局，顾问中有此前长期研究领土、边界、领海问题的厉声教、我国著名国际法专家倪征燠等，可谓当时我国海洋、海事外交领域的一时之选。

    父亲作为时任驻瑞士大使领衔和领导这个多方面专家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代表团的团长和首席代表。

    7月17日上午，联合国海底委员会1972年第二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工作是筹备海洋法会议。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主席、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主持了会议，并介绍了本届会议将讨论的议题。

图为1972年8月在日内瓦父亲与中国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代表团部分成员合影，右一为从干校抽调回外交部参会的厉声教。

    7月21日下午父亲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并在第二小组委员会会议上代表我国代表团做了长篇发言，谴责超级大国肆意掠夺别国渔业资源，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立场。坚决支持沿海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掠夺海洋渔业资源的正义斗争。他还针对苏联政府最近提出的关于渔业条款的草案，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父亲说：“中国代表团研究了各国代表在海底委员会上的发言。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中小国家的代表表明了他们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立场，对超级大国和另一个远洋渔业强国目前到处掠夺渔业资源的行为感到不满，并表示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正义的主张，并愿就发展海洋渔业的一些问题说明自己的立场。”

    父亲指出：“近几年来，在这几个国家每年的鱼获量中，远洋渔业产量占其总获量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发展中国家中，有些国家的渔业年产量却在逐年下降。由于这几个远洋渔业强国不顾沿海国家的利益，有时将其船队集中在一个海域，过度捕捞，对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损害。例如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北部的鲱、鳕、黑线鳕等鱼类资源大幅度减少，有的已濒于枯竭。”

    父亲说：“海洋渔业资源本来是沿海国家天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沿岸的浅海水域是海洋主要鱼类的产卵、索饵、越冬的重要场所。现在世界渔业总产量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产量就是在仅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八的浅海水域中捕获的。几个远洋渔业强国称霸海洋，肆意掠夺其他沿海国家浅海水域中的渔业资源，已经对许多沿海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主权构成了巨大的损害和严重的威胁。”

    父亲强调说：“面临着这种严重情况，沿海国家为保护其渔业资源而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乃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代表团支持各沿海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超级大国掠夺海洋渔业资源的正义斗争。我们认为，沿海国家根据本国的地理条件，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的需要，完全有权利在其领海外划定一定的经济区，以便保护其渔业资源。”

    在这里，父亲以渔业资源问题为引，代表我国政府再次提出并支持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在领海外划定“专属经济区”的要求，这也是海洋法会议长期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

    父亲谈到其他国家到沿海国邻近海域捕鱼的问题时说：“我们认为，应在沿海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通过有关国家间的谈判，求得合理的解决。我们深信沿海国家完全有能力保护和合理地开发其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有些人借口鱼类会死亡，不去捕捞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以此作为他们到处掠夺渔业资源的理论根据，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也是非常荒谬的。”

    父亲进一步指出，几个远洋渔业强国表面上不得不承认沿海国在12海里以外有某些渔业优先权，但是，同时又企图加以种种限制，如说什么“必须符合保护鱼类资源的目的，使优先捕鱼权不致被滥用”等等。他说：“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生产力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今捕鱼的技术条件和力量还远远赶不上远洋渔业强国。大量掠夺和破坏鱼类资源的正是这些远洋渔业强国。有责任使鱼类资源不受破坏的也应该是这些国家，只要这些远洋渔业强国不去滥捕，渔业资源就能得到保护。它们自己破坏了渔业资源，现在却又表示担心沿海国会滥用优先捕鱼权而使渔业资源受不到保护，这只是企图逃脱罪责，转移目标罢了。”

    父亲指出：“今天，广大亚、非、拉沿海国家和其他中小国家是海洋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明明是远洋渔业强国的船队闯到了别国的家门口，在人家鼻子底下肆意掠夺海洋渔业资源，它们却还在叫嚷什么要让它们的渔民在没有歧视的基础上自由捕捉。好象它们受到了别人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吗？”

    父亲说：“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称霸海洋，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在划定捕鱼区或经济区问题上，一直是狼狈为奸。一个超级大国说：‘我们并不认为规定广阔的捕鱼区或经济区是合适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更加露骨地说，它‘继续反对在公认的12海里捕鱼区以外单方面宣布（扩大）捕鱼主权范围……’。这充分暴露了它们妄图实现其‘最大限度的公海、最小限度的领海’的主张，以便它们利用所谓‘公海自由’，来推行海洋霸权主义，从而侵犯别国的主权，掠夺别国的渔业资源。”

    父亲针对苏联政府最近提出的关于渔业条款的草案指出：“这个草案不但没有限制远洋渔业国家，反而企图限制沿海国家在其邻近海域的捕鱼量，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妄图为自己掠夺别国渔业资源制造合法根据。”

    父亲说：“按照苏联草案的规定，对于那些到处掠夺别国渔业资源的外国渔船，沿海国只能对它们的非法活动作出记录，而无权加以惩处，只有船旗国才能对这些船舶进行审理和惩处。这更是蛮横无理的。大家知道，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曾经对侵入其领海非法捕鱼的美国渔船加以拘捕并处以罚款，而美国政府却在鼓励这些渔船的海盗行为，为它们代付罚款，并威胁要停止对有关国家的‘援助’。谁能相信，美国政府会根据受害国家作出的记录去审理和惩处那些海盗渔船呢？”

    父亲强调指出：“更使人难以容忍的是，苏联政府在它对上述条款的说明书中公然表示，它只有在下列三个条件下才能同意各国有权分配由于经营海底资源所获得的利益，这就是：（1）各国必须按苏联的意见就渔业问题通过一致的决议；（2）领海宽度不能超过12海里；（3）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必须保证自由通行。苏联政府在这里摆出一副海上霸主的架势，向世界各国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如果大家不满足它的条件，它就不让大家分享海底资源的利益，好象它就是世界上一切海底资源的主人一样。这真是蛮横到了极点。”

    父亲强调说：“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世界上的事，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来管，决不能由哪一个超级大国来主宰一切。谁要是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父亲最后说：“目前，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海洋权利，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蓬勃兴起。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渔业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愿意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合作，为公平合理地解决海洋渔业问题作出共同努力。”

    父亲的发言抓住了渔业难题的实质，归根到底，这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管辖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主张沿海国家有领海以外“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是在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先进的远洋资源采集能力而得以片面占有国际海洋资源的情况下，为广大沿海发展中国家保留其基本的海洋经济权益和海洋资源权益。

    8月2日父亲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第三小组委员会会议上继续发言，阐述我国对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主张，支持沿海国家有权管辖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内的海域的主张。

    父亲在8月2日的发言中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由于当前超级大国推行掠夺、侵略和战争政策以及垄断资本集团不顾人民安危，盲目追求高额利润，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海域遭到日益严重的污染。”

    父亲谈到中国政府有计划地防止环境污染，并且说：“我们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一切好经验，并同大家一道，为维护和改善全球海洋环境而共同努力。”

    父亲谈到当前在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问题上的分歧时，表示支持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的沿海国家有权对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内的海域进行直接的管辖和控制以防止、减少或消除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的主张。他谴责了超级大国以种种借口反对沿海国家的这种权利。他说：“我们认为：由于沿海国家是海洋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它们为了保护其人民的健康、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完全有权也有必要对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内的海域进行直接的管辖和控制。许多代表团在海底委员会上提出的旨在维护沿海国家权力的各项主张和建议对于防止海洋污染是有积极意义的。任何旨在反对或者削弱沿海国家的这种管辖权的论点都是不利于防止海洋污染的，也是同世界各国人民要求保护海洋环境的愿望相违背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父亲在发言中还驳斥了反对沿海国家拥有这种管辖权的错误论点，并且强调指出：“现在，某些对海洋污染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迫于国内外压力，也不得不打起关心海洋环境的旗号。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看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关心保护海洋环境，就看它是否尊重别国的权利和利益，尊重别国的或国际的防止污染管制规则；就看它是否严格管制本国的海洋倾废，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有害物质的排放问题。如果只是口头上说关心海洋污染，而实际上却百般反对沿岸国的管辖权，并大规模地向海洋倾倒毒气和其他有害物质，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宣扬什么‘海洋污染人人有份’，企图推卸责任，那就不是真心实意，而是假心假意，甚至是别有用心。全世界人民对此自会看得一清二楚。”

    父亲接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主张。他说：“我们的主张是：一、尊重各沿海国的权利。各沿海国有权在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的海域内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海洋环境免受外来污染，当它的海洋环境受到外来污染的危害的时候，有权要求肇事国赔偿损失。

    “二、履行各国的责任。各国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有责任加强对国内海洋倾废的管理，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有害物质的排放问题，防止由于本国海域污染而损害别国的和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环境。

    “三、建立国际管制。应当制订对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环境的管制措施，譬如规定该区的防止污染标准、各国的义务，严格禁止把这一海域当作烈性毒品的堆积场，以及防止因探测和开发国际海底而引起的海洋污染等等，以便有效地保护这一地区的海洋环境。”

    在防止海洋污染的议题上，父亲再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管辖权问题，并且揭穿了超级大国一方面高呼防止海洋污染的漂亮口号，一方面又反对给予广大沿海国家的海洋管辖权的虚伪面目。同时，对于发达国家不顾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责任是垄断了国际海洋资源的发达国家这一历史事实，混淆是非，要求发展中国家、新独立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言行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联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诸多环境问题上，如“碳排放”，发达国家仍然是一贯的强盗逻辑，罔顾自己几百年的野蛮发展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元凶这一事实，反而以此为幌子来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权，与当年在国际海洋问题上的腔调，岂非如出一辙？

    本次会议期间，针对一些国家对于中国政府的无端指责甚至污蔑，父亲和代表团成员给以了坚决的回击。

    8月3日，父亲在发言中针对新西兰代表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反对一切核试验的决议草案，重申了中国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一贯原则立场。他说：“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从而达到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多次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超级大国不但极力反对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而且至今还顽固地拒绝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要求禁止核试验，恰恰适应超级大国的需要，只能束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手脚，从而有利于巩固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地位。这是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父亲说：“令人遗憾的是，新西兰代表在8月2日的发言中竟然指责中国为防御目的而进行的有限而必要的核试验，是什么‘对环境构成最显著的威胁’。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核试验次数极少，而且是在自己领土的内地上空进行的，试验时考虑到气候、风向等各种因素，采取了尽力避免对本国和别国人民带来核污染的措施。因此，迄今没有引起什么危害。新西兰代表的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8月17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父亲就召开海洋法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继续为海洋法会议进行准备问题发了言，驳斥了苏联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无理指责。

    关于召开海洋法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父亲说：“在本届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主张和合理的建议，因而使会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是令人感到高兴的。但是由于超级大国顽固坚持其海洋霸权主义的立场，在很多问题上设置了不少障碍，因而会议的进展是缓慢的。到目前为止，为海洋法会议所作的准备工作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而要使海洋法会议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不少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应该在1973年再开两次海底委员会，继续为海洋法会议进行准备。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有的代表团建议应该根据1973年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再来决定召开海洋法会议的确切时间，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

    父亲说：“智利和奥地利已经热情地提出邀请，要求海洋法会议在圣地亚哥和维也纳举行。我们对他们的盛情表示感谢。许多国家认为，下次海洋法会议应该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我们支持这个合理的建议。还有的代表提出，海洋法会议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分别在不同的国家举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决定召开会议的时间时，一并加以考虑。”

    关于阿尔及利亚、巴西、智利、科威特等十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父亲说：“中国作为这个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认为：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区域的国际制度建立以前，应该停止在这个区域中进行以商业性开发资源为目的的活动。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共同草拟关于这个区域的国际制度的条款，与此同时，少数国家却已经在动手开发这个区域的资源，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从而使我们的努力失去应有的意义，这显然是不符合大多数国家愿望的。”

    父亲着重指出：“苏联代表在8月10日发言中曾对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他说我们‘歪曲了苏联的事实’，企图引起‘政治性的辩论’，把委员会‘引向一条不会使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就的路线上去’。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苏联代表没有举出任何一个事实来说明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歪曲了苏联的事实’，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

    父亲说：“大家都知道，是谁要否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区域的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甚至反对使用‘国家管辖范围’和‘国际海底区域’这些名词，从而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大家也知道，是谁要坚持在属于沿岸国领海范围内的海峡有‘自由通行’的权利，甚至说军舰在海峡的‘自由通行’不但不会对沿岸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能为‘发展国际贸易作出贡献’。试问，这种谬论要把委员会的工作引向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上去呢？谁都会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利用这次参加海底委员会会议的机会，父亲不失时机的开展外交工作。7月28日，父亲设宴招待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主席、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阿梅拉辛格，海底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主席、喀麦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恩戈，第二委员会主席、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马丁内斯—莫雷诺，第三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埃森。8月7日晚，父亲又在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和各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代表。应邀出席招待会的约二百人。

    从这次会议开始，经过将近十年的斗争，领海宽度、毗邻区、专属经济区等制度最终基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被写进了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父亲不是国际法、海洋法的专家，他作为资深外交家在国际海洋法公约缔约过程中的贡献也很少有人知道，但他代表我国和世界广大新独立、发展中的沿海国家仗义执言、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上发出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将被历史铭记。

    【家事国事天下事】

    1974年，母亲不幸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伯尔尼医院，手术后一直腹痛且进行性加重。

    这段时间，父亲的外事活动特别频繁，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父亲无暇顾及，没时间去医院探望母亲，直到母亲术后近一周的时间，使馆其他同志去医院看望母亲，回使馆告诉父亲说：王静同志情况不太好，父亲才急忙赶到医院。父亲找母亲所在外科主任了解询问病情，却遇到了个冷面孔的医生。该主任不详细介绍病情，只说马上要给母亲行第二次手术，如果不紧急手术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家属拒绝手术则后果自负。

    父亲是医生出身，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母亲病情危重的情况电传报告外交部，经请示批准后与我派驻阿尔及利亚医疗队联系，请他们紧急派外科医生来援助，但由于从阿尔及利亚赶到伯尔尼需要时间，预计医生们要在当天晚上才能赶到。同时父亲请来伯尔尼当地最著名权威的外科主任给母亲会诊，请他给母亲做了腹部检查。主任触诊摸了摸肚子后说：可以坚持到晚上不会出危险，就为了这句话，要了400瑞士法郎的诊疗费。使馆又与母亲所住医院外科主任交涉希望借用他的手术室，但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决定手术就在使馆里做，他向该院院长从仪器库里借来新的手术器械及手术一并所需用品，消毒后就在使馆大使官邸父亲的办公桌上铺巾。

    我驻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医生一到即展开手术。术中发现是第一次手术没有缝合好，造成肠内液外渗使阑尾切除区感染，局部脓肿形成合并腹膜炎。术中肉眼观察即判断为绿脓杆菌感染。经医疗队朱医生（湖北医学院外科主任）等人清除脓肿修补后结束手术。术后他们又自采中药帮助对多种抗菌素过敏的母亲闯过了感染关，终于挽救了母亲的生命。现在想想也就是曾经的红医将领的父亲有这样的魄力，敢下决心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给亲人做手术。

图为1974年母亲在瑞士患急性阑尾炎合并腹膜炎二次手术后康复中与为她手术的医生合影（医生是从阿尔及利亚赶来的中国派往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医生）。

    在母亲手术及康复期间父亲每天仍有繁忙的外事活动，他接待了来瑞访问的我国科学代表团、安排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举办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

    8月，父亲先期返京为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等事项做前期准备。当时我国还处于“WG”期间，但随着毛主席、周总理实现中美外交解冻、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已经开始逐步拓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包括从西方引进先进设备的“四三方案”，实际上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导。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在京举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在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在京举办之时，病愈的母亲也同时返京进行了每年的述职和休假。得知父母亲都回国了我也从部队请假回京探望他们。在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结束后，利用这难得短暂的全家相聚，父母亲带我们游览了长城、定陵。

图为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游长城留念。

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和在京的儿女游长城。

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和在京的儿女及朋友游长城。

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携在京子女游定陵。

    休假结束后，父母亲很快返回瑞士。197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国庆纪念日到了，10月1日晚，父亲在伯尔尼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比起1970年父亲刚刚到任时，我国在瑞士各界、当地华人华侨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这次盛大的、七百多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高朋满座、宾主尽欢，正标志着中瑞关系全面发展的累累硕果。这其中，固然有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国际地位增强的大背景，有我国实现外交转向、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的外因，但其中更凝结着父亲、母亲在这四年间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

图为1974年10月1日父亲在我驻瑞士伯尔尼使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欢迎瑞士前联邦政治部长比塔比耶。

    【结束驻瑞任期奉调离任回国】

    1975年8月父亲奉调即将离任回国。

    离任前，8月19日，瑞士联邦委员会为父亲的离任举行午宴，联邦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长皮埃尔·格拉贝尔、副主席兼军事部长鲁道夫·格内吉出席了午宴。

    8月20日父亲举行告别招待会，皮埃尔·格拉贝尔、瑞士军队总参谋长约翰·雅各布—菲舍尔、联邦政治部秘书长欧内斯特·台尔曼和其他瑞士高级官员出席了招待会。在瑞士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斯诺以及其他友好人士，也出席了招待会。

    与父亲结下深厚个人友谊的瑞士联邦主席皮埃尔·格拉贝尔8月26日在伯尔尼接见了父亲，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975年9月父母亲结束了驻瑞士联邦的任期回到祖国。

    瑞士的五年，是父亲五届特命全权大使任期中最长的一届，也是他的外交风格走向最终成熟、他的外交才华得到最全面的发挥的五年。许多年以后，他在瑞士工作时的同事、结识的中外友人，仍对这个在伯尔尼外交圈潇洒倜傥、神采奕奕而又庄重严肃的身影印象深刻。

图为1975年父亲在瑞士首都伯尔尼。

    纸短情长，笔拙意远，十分才思，不尽父亲革命的光辉一生，思情难排，寥寥数语，权泄思念之苦，且谴追念之郁。

    父亲您冷峻又温暖，您严格又宽厚，您威严又慈祥……您是我心中的灯塔，您是高山，您是我的航标，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您的高度……

    愿天堂的父亲一切安好～爸，女儿好想您！

    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还做您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