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四无是:党而无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叁国演义就是曹、孙、刘叁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叁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叁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叁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叁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叁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 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叁年余地。第叁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 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 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 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 ,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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