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叁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叁,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叁:故居、墓地、后,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 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 ?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 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人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着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 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 呢?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无型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 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 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 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 ,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着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扬:“红漆了银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不安和不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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