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10月20日晚八九点抵达哈尔滨车站，至12月10日离开，瞿秋白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51天。

    这51天里，瞿秋白接触了哪些人？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他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国际歌》时，为什么会立即产生把它翻译成汉语的冲动？黑龙江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何伟志运用史料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责任与使命：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1920年10月，哈尔滨已是深秋，一个夜晚，一列从北京开来的列车缓缓驶入哈尔滨火车站。在下车的匆匆人流中，有一位瘦削的年轻人，他身着西装外套大衣，提着一个半新不旧的皮箱，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

    瞿秋白此行的目的，是与俞颂华（俞澹庐）、李宗武（李续忠），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途经哈尔滨。因苏俄红军正在与白匪军作战，满洲里至赤塔的一段铁路遭到破坏，火车停运。

    此次能够有机会赴苏俄考察，与当时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的俞颂华有很大的关系。1919年4月，俞颂华向《时事新报》报社主持人张东荪提出想去苏俄采访的要求。最后决定由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共同负担一切费用，派俞颂华前往苏俄采访，并允许聘请一名精通俄文的翻译人员同去。1919年底，俞颂华收到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投寄来的两篇译文，即托尔斯泰的《告妇女》《答论驳〈告妇女〉书之节录》。该两篇译文被刊登在《解放与改造》第5号上。从此，俞颂华与瞿秋白建立了联系。

    1920年10月初，俞颂华来到北京，同瞿秋白商量赴苏俄采访事宜，瞿秋白喜出望外。惊天动地的十月革命，在瞿秋白的眼中仿若“阴沉沉、黑黢黢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细微的光明来了”。但十月革命后的新俄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还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楚的”。他接受了俞颂华的邀请，决意去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后经商量，俞颂华、瞿秋白和另外一位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李宗武3人，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两家报纸特派员和记者的名义，一同赴苏俄采访。

    当时俄国被人称为“饿乡”。亲友极力劝阻瞿秋白不要贸然进入“绝地”。瞿秋白力排众议，认定那里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宁死亦当一行”。为寻求救国的道路，他愿化身“追光者”“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写道：“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

    一路辗转到哈尔滨的经历，已然在瞿秋白的“心理变迁史中”留下了“一鳞一爪的痕迹”。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将一路途经的奉天、长春、哈尔滨的社会风貌形容为：“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的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中国到了不得不开辟新出路的时候了。

    哈尔滨当时非常寒冷。瞿秋白他们居住在“福顺栈”，宛若“天天坐在层冰严结的水晶宫”“窗子上的冰，一天天厚起来”“黯黯的一盏电灯，密不通风的大窗子，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四张板铺”“满屋子，桌子上凳子上床上，堆着报纸杂志笔墨纸砚、脸盆、牙刷，高高低低像乱山似的”。俞颂华开始还想搬家，因“一时找不着房子，只得罢了”。

    “幸而不久就得到赤军占领赤塔的消息”“已有一些希望”，于是“大家也渐渐定心了”，把“哈尔滨一游”，当成了研究新俄国社会的“绪言”。

    考察与收获：先得共产党的空气

    在哈尔滨的51天里，瞿秋白共发出报道13篇。其中，自己撰写9篇，与他人合作4篇。同时，还起草了《饿乡纪程》一书的前8章。瞿秋白在该书中几次提到，在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的空气”。这是他在大量的社会调查中，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在哈尔滨的余波。

    20世纪初的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前沿阵地。在哈尔滨的51天里，瞿秋白大致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事情：一是深入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当时最敏感的中、俄、日外交斗争问题和哈尔滨人的生活状况；二是广泛地同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在哈尔滨的官员和干部接触，了解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三是采访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和哈尔滨职工联合会负责人，参加俄国工党联合会举行的政治活动；四是写作，向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写消息，起草《饿乡纪程》。

    瞿秋白“每日出去访俄国朋友，调查调查俄国的工人组织，并且搜集些俄文书报，以为研究劳农政治的材料”。在此期间，瞿秋白走过哈尔滨的“偏脸子”“三十六棚”等棚户区，目睹了穷困潦倒的工人苦力、“穷毛子”和像乞丐般生活着的中国同胞，接触和采访了苏维埃派到哈尔滨的官员，参加了他们的政治活动。瞿秋白最关心中国工人的命运，他多次去中东铁路哈尔滨总工厂听工人编的歌谣，其中有一首他记了下来：“三十六棚是冷寒宫，穷人过冬要人命，长夜没火难取暖，跺脚取暖到天明。”不管是乘马车、上饭馆，还是进理发店，他都要和车夫、老板、剃头的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职业特性使瞿秋白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记录所见所闻，报道真实的路途见闻。在哈尔滨，瞿秋白不断将在这里的见闻发给北京《晨报》，内容多为介绍哈尔滨的“共产党空气”。在此期间，瞿秋白重点关注两个主题：一个是苏俄远东问题，一个是哈尔滨的情况。这两个问题不仅关涉他能否顺利到达莫斯科，也同苏俄的现实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相关联。

    他在《哈尔滨之劳工大学》中写道：“据云哈埠共产党(指布尔什维克党)虽仅两百人，但哈埠至满洲里中东路工人有十二万，对共产主义颇有信仰。”

    瞿秋白最早发出的新闻报道是《哈尔滨四日之见闻》，记录了他在哈尔滨头几日的所见所闻。他当时最注意的是俄国人、日本人在哈尔滨的情况，以及苏俄对哈尔滨的影响。当时“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余人，却也很有势力，满街插着日本旗的汽车、红十字会车、兵车，触目皆是”。此时，瞿秋白极为敏感地注意到日本计划殖民侵略哈尔滨的迹象，表示“日本人却趁此机会想取得中东铁路，日本人若得中东（铁路），哈尔滨就快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可谓是提前预言了九一八事变、哈尔滨沦陷的悲剧历史。

    瞿秋白通过调查发现，自中东铁路修建以来，哈尔滨的俄国工人反抗沙俄的斗争一直与其国内的革命斗争相呼应，哈尔滨是俄国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在中国的聚集地。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出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支部组织，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成立了工会组织——中东铁路职工联合会。该工会在领导俄国工人反对沙俄统治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7年5月，中东铁路的中俄工人在哈尔滨共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俄工人举行了多次大罢工，为捍卫苏维埃新政权作出了贡献。此时，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与哈尔滨职工联合会，是俄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活动中心，经常举办一些教育活动，团结中俄工人。瞿秋白认为，若能采访中东铁路工党会长首领及哈埠工会联合会负责人，意义更为突出。

    经布尔什维克党员尤亭介绍，1920年11月21至22日，瞿秋白和友人廖连雅两次访问了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前进报》总经理国尔察郭夫斯基，谈了中东路交还中国、俄日关系、中俄外交等问题，了解到俄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通过这次访问，瞿秋白对国尔察郭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称他“年纪很轻”“精神饱满，年富力强，有很有作为的样子”。采访中，国尔察郭夫斯基也向瞿秋白提问：“俄国劳动人民对于中国国民未尝有丝毫的恶意，白党在哈尔滨勾结日本人暗杀新党首领（国氏也曾两次遇险）……不但扰乱治安，而且他们一旦得势，全满洲都成日本的殖民地，我们同是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何以中国政府不知道果断实行而还是这样优容旧党，养痈遗患呢？”访问结束后，瞿秋白与俞颂华合写了通讯《中东铁路工党会长首领之谈话》，发表于11月30日和12月12日的北京《晨报》。

12月8日和9日，经友人廖连雅介绍，瞿秋白访问了哈尔滨职工联合会会长洛拔诺夫，询问了哈尔滨职工联合会的宗旨、组织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并探询了洛拔诺夫对哈尔滨市政的意见，和对远东统一问题的看法。访问结束后，北京《晨报》刊登了瞿秋白与俞颂华合写的通讯《哈埠工会联合会会长访问记》。1920年11月25、26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瞿秋白与俞颂华合写的通讯《两个有党派关系的俄人对于俄国外交内政矛盾的意见》。

    瞿秋白对哈尔滨俄侨的思想动态极为重视，做过较周密的调查与考察，写有《哈尔滨俄侨之舆论》一文，发表于1920年12月10日至11日的北京《晨报》。瞿秋白称此文“是关于俄人方面调查的一个总括的报告”，报道了俄侨关于“取消使领”“中东路管理”“哈尔滨市政”等三方面的看法，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瞿秋白在哈尔滨凭借新闻记者的身份，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采访。他走过的地方，参加的场合，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诸色人物等，甚至带有某些传奇色彩和冒险性质。他在哈尔滨广结朋友，其中有俄共党员，也有非党员，还有青年人。他曾与日本新闻记者交谈，还访问过由俄国国民民主党保守派主办的《俄声报》和谢苗诺夫派主办的《光明报》的编辑，了解到了谢苗诺夫勾结日本人的阴谋。

    1920年的哈尔滨之行，是瞿秋白到哈尔滨最早的一次，也是停留时间最长、收获最大、对他影响最深的一次。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感慨：“我在哈尔滨闻到了共产党的空气。”

    震撼与觉醒：第一次听见《国际歌》

    在哈尔滨的51天，带给瞿秋白许多新鲜体验，尤其令他难忘的，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听到了《国际歌》。

    在哈尔滨期间，受中东铁路俄国工党联合会会长国尔察郭夫斯基之邀，瞿秋白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大会。正是在这次庆祝活动上，瞿秋白第一次聆听到《国际歌》。对此，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城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俄国向用希腊历，比西历迟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谓之“十月革命”)。我当时还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

    会场里拥挤得不（得）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

    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还听到了有关“庆贺苏维埃政府”“俄罗斯共产党”“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等方面的演说。会议结束前又得到赤塔远东新政府在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还听了从莫斯科刚到的一个共产党人的报告，大家更激昂慷慨，欢呼万岁。“大会完之后我们就到俄国友人——一多数党——家里去晚宴。屋子里放着盛筵，电灯上包着红绸，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忽然席间来了一位刚从莫斯科到此的共产党，又站着演说。”

    在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哈尔滨，大规模集会竟然可以不受限制，国际歌可以“聚而合唱”，马克思、列宁的照片可以“公开亮相”，共产党人可以“站着演说”。这种红火的政治氛围使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第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与决心。

    《国际歌》豪迈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强烈地震撼着瞿秋白的心灵，使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对于寻找未来中国的“光明的路”，瞿秋白也在这“声调雄壮得很”的歌声中找到了信心。瞿秋白经历过五四运动群众罢课罢市、演讲欢呼、与军警肉搏这些轰轰烈烈的场面，但是像在哈尔滨这样欢呼十月革命胜利、引吭高唱《国际歌》、纵情畅谈共产主义的场景，在当时的北京和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这类活动是俄侨中的布尔什维克党、进步群众组织的，但也有许多中国工人参加。此时的瞿秋白，已经在《国际歌》声中渐趋觉醒，已不再是从北京启程时的那个懵懂青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