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见过这样锐利的解剖刀，更从未见过如此坦诚的解剖——用着这非凡的锐利，对自身进行无情的解剖；《多余的话》，便是这把坦诚之至的解剖刀。

    为什么如此严厉地解剖自己，且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不是为了澄清一段历史，也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更不是为了本能的求生，而恰恰是为了一种社会责任：“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用切身的体会告诉后人，应当怎样走上光明的人生之路。

    毫无疑问，生命的早逝是一个悲剧，但“悲剧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鲁迅语）。秋白先生在即将慷慨赴死之前，对自己36年的短暂人生进行了“一刀刀”入木三分的坦诚解剖，目的是“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每当我拜读瞿秋白《多余的话》（下称《话》）时，不仅不感到“多余”，而是一次比一次感到必要，感到实在，感到坦诚，感到震撼！              

    关于“文人”的“脆弱”

    中国历来不乏“文人”或曰“书生”，现代词汇谓“知识分子”。 秋白《话》云：“‘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他所说的“坏”，大约是指“文人”通常面临的主客观矛盾（他称之为“二元”）性吧：既有理想化的追求，又往往脱离实际或力不从心。他用了一段极其生动的文字描绘这种矛盾性：“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他显然不是在写“马”，他是在解剖自己。

    作为一个出生于家道中落家庭的他，在12岁以后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勉强成为了一名“书生”。书读多了，视野必然开阔；又经历了苦难，产生出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是自然不过的。因此他18岁便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融入“热血青年”的行列；又由于赴苏联当记者的机会，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成果——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同乡加同学张太雷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于是更加热血沸腾，翻译了具有无限真理性、战斗性的《国际歌》和马列著作，给予自己的苦难同胞一份无价的精神财富。他成为了新“主义”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与一帮同样是“文人”的同道者，执掌起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十分危险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舵。

    诚然，由于他和这帮“文人”大都出生于城市非无产阶级，且都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在毛泽东等同党人建立了一些红色根据地后，便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热衷于照搬“老大哥”城市暴动的革命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次次失败，连入党介绍人都在这种暴动中牺牲了。这样就难免遭到批评和撤职，再加上疾病等原因，从此便怀疑自己的能力而“躲避政治”，甚至连正常的党内辩论都懒得参与。这是其“脆弱”的一面。

    然而，当身陷囹圄之时，他冷静地回顾了走过的路，“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这其实是善良文人一种内在品格的顽强——坦诚的知识分子总是这样，即使面对屠刀也要把心里话说出来，以免真正地被“历史误会”；同时，他绝不后悔人生道路的选择，指着死亡之地坦然地说“此地甚好”，便义无反顾地饮弹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将革命知识分子钢铁般意志的坚定表现得淋漓尽致。实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夏明翰《就义诗》句）的真实写照。

    这是笔者读他的《话》所以感到必要、实在、坦诚和震撼的原因之一。               

    关于“历史的误会”

    秋白先生说自己被推上共产党领导岗位是“历史的误会”。这从他的经历和初衷看似乎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包括学俄语、当赴俄记者和翻译、“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等；至于他的初衷，也只是想多读些书，获得一些“现代常识”，以便做个自己爱好的教师或文学家。

    但正是这种常人少有的机会和经历及“当时对于共产主义（他谦逊地说“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他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才华和成果而声名鹊起；他在国共两党之间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莫斯科东方大学翻译和助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国共两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共产党“四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更重要的是他既率真又不与人争高低的温和性格，等等，都成为了他被顺理成章推上领导岗位的必然因素。

    偶然性和必然性交互作用，“历史的误会”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然而，秋白先生却具有难能可贵的自知之明。他说“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既缺乏对国情的把握，也“不懂组织和军事”，这好比用家乡（常州）话说“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何况要面对一个几千年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和百年来饱受外敌欺凌的“双半社会”，面对数万万“饥寒交迫的奴隶”的翻身诉求，来带领一个新兴政党，寻求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式革命道路，最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这样的繁重政治任务，自认为是力不从心的，一如他对“马”的描述。

    从此角度看，秋白先生关于“历史的误会”结论当是没有错的。其意义在于，他用这把解剖刀告诉所有的后人，尤其是年轻人，但凡选择人生道路，一定要使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条件符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要求，否则将会一事无成。在这里，他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而是作为一名曾经的教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坚持着诲人不倦的师德，希望以后的年轻人不要学自己勉为其难，要有自知之明。

    这就是笔者再读他的《话》而感到实在、必要、坦诚和震撼的理由之二。

    关于“主义过时”与否

    秋白先生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80余年了。后来，他曾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世界上取得了部分胜利。当然，由于“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中捞到好处的投机家”（列宁语）们的“修正”，这胜利又发生了部分失败。于是有“精英”们趁机大造“阶级斗争熄灭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之舆论。 这使许多信仰该主义的几代人都感到不解和愤慨，难道千万个瞿秋白和夏明翰都白白牺牲了吗？

    这还是要用秋白的《话》来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逻辑”。

    你看，秋白先生的理解是多么辩证和深刻，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何等正确！为了这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实践，尤其在为此奋斗却将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前夕，他依然坚定地坦言：“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直到临终，还谆谆告诫后人：“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又一个春天来到了，包括家乡常州在内的祖国城乡到处万紫千红，这迷人的色彩无疑是秋白等先烈们用鲜血染成的。在享受了他们奋斗成果的今天，面对依然存在的如此贫富悬殊，面对仍在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亿万无产者，面对很多曾经的宣誓者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面对“世界第一”好吃的“中国豆腐”们被掺了毒……，作为他的一个后辈同乡，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现代“文人”，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信口雌黄说他为之献身的主义“过时了”的。

    这就是笔者重读秋白的《话》而感到实在、必要、坦诚和震撼的非常理由之三。

    尾声

    常州曾经有座觅渡桥，正在秋白故居之旁。觅渡者，寻觅普度众生之路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尊敬的秋白先生，我知你，故而心忧众生；我敬你，故而终生“要为真理而斗争”。因为“在这个（革命）斗争中，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