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很快就丧失了所谓最后的机会。11月15日，接任驻印大使的鲍尔斯(Bowles)致电艾奇逊：“达赖喇嘛虽然7月离开亚东回拉萨，但是其个人仍然愿意离藏”，“虽然印度政府证实了近来关于西藏批准了协议的报告，但是达赖喇嘛个人仍然反对协议”，因此，“没有理由相信达赖喇嘛改变了态度”。但是他认为：近来情况的发展、特别是噶厦关于协议的态度，“表明达赖喇嘛及其政府不再是自由政府的代表，逐渐屈服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入驻拉萨和其他地方所带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派飞机接走达赖喇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虽然鲍尔斯反对派飞机，却提出：“达赖喇嘛可以采取诸如到西藏佛教寺庙朝圣的办法，从这个寺庙南逃印度。”

    随后，鲍尔斯的这个提议因印度政府的态度而不可能实施。在得到斯蒂尔11月20日同梅农谈话情况的汇报后，鲍尔斯11月26日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两点：其一，印度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解放军1950年10月发起昌都战役时，印度政府“可能愿意提供达赖喇嘛避难”。但是1951年下半年以来“印度政府明显未采取什么措施，同时也没有以清楚的语言表明其对西藏的态度”，比如在7月达赖喇嘛“艰难做出回拉萨的日期里”，大雅尔告诉夏格巴“并未得到印度政府提供避难的指示”。随后印度政府“或许向大雅尔发出了指示”，但是“这个指示的措辞显示了印度代表不能主动向西藏表明态度”；“同时，印度驻亚东‘商务代办’和驻拉萨‘代表’基于同样原因，亦未采取行动”。其二，噶厦中的分裂分子也意识到印度政府提供避难不太可能。印度政府于1950年10月“向中央人民政府阐明其关于达赖喇嘛避难的态度”，潘尼迦在1951年5月十七条协议签署后又重申了印度的态度，但是噶厦中分裂分子却指责“印度政策的特点是消极，尤其是在避难问题上沉默”。

    由上述可见，美国政府在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途中设法唆使其折返南逃印度，随即又两次由韩德逊致函唆使出逃，声称美国援助的前提是达赖喇嘛离藏并公开否认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采取适时有效的措施，达赖喇嘛公开表态拥护十七条协议。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鲍尔斯的两个报告表明美国政府策划达赖喇嘛出逃的阴谋最终落空。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如何策划达赖喇嘛出逃，以阻拦西藏的和平解放。在1949年至1950年10月，美国反对达赖喇嘛离藏，企图以他作为抵抗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棋子。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后和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期间，美国策划达赖喇嘛流亡到锡兰或泰国。十七条协议公布之后，美国竭力阻拦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继续策划达赖喇嘛流亡靠近西藏的地区或“访问”印度。为达到目的，美国外交人员、中情局官员同分裂分子密切接触予以策划，本来美国一般不采取信函形式，因为担心“容易落入不友好者之手”，但美国驻印大使韩德逊多次致函达赖喇嘛要求其出走。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许多官员和三大寺主张维护国家的统一，达赖喇嘛也担心出走后丧失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正确的宗教政策，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者张皓，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