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贺龙（左三）亲自到一线检查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

 1951年10月26日解放军进军拉萨时，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张国华敬献哈达。

1951年夏，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太昭地方翻越泥巴山。

　　3月22日是贺龙诞生116年纪念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贺龙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精力，体现出非凡的才智。他作为决策者参加并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具体工作，为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问计寻策，准备进军西藏

　　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1月23日，毛泽东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构想。尽管在红军长征过藏族聚居区时，贺龙曾率军顺利通过藏族聚居区，但对那里的了解非常有限。而这次是要指挥千军万马进西藏，并尽可能地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要担此重任，前提就是对西藏和藏族有深刻的了解。接到党中央解放大西南和经营西藏的指示后，贺龙开始主动拜访藏学专家，为进军西藏问计寻策。

　　进驻成都后，贺龙经朋友露琳介绍，到华西协和大学拜访了知名藏学专家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李安宅夫妇向贺龙介绍了西藏的发展历史和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情况，以及佛教的大乘、小乘、显宗、密宗各教派在西藏各地区的地位、影响和分布情况，并向贺龙推荐了地理专家、地方志学者任乃强教授和其他熟悉西藏情况的学者、高僧等。

　　第二天下午，贺龙派副参谋长李夫克用车把任乃强接到他的办公地。对西藏颇有研究的任乃强向贺龙介绍了藏军的军制、优势和通常的布局，还就进军西藏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观点是“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任乃强还将自己即将完成的花费20年心血、由20部分拼接绘制而成的西藏地图交给了贺龙。其中没画完的两部分，由贺龙派人协助完成。这份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完成后，贺龙指示立即付印，尽快发给进藏部队。在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的引荐下，贺龙又和一些通晓藏族文化的高僧、学者座谈，进一步了解西藏情况。

　　1950年1月23日，贺龙邀王维舟、廖志高等与曾任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的刘文辉进行了一次长谈，中心议题就是康藏问题。贺龙十分坦诚地说：“你对西藏的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向你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也出一出主意。”刘文辉提出：“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依靠藏族上层。藏族上层不光经济实力雄厚、政治地位高，而且大多是宗教领袖，对藏族群众的影响非常大。只要把藏族上层争取过来，其他问题就都好解决了。”

　　贺龙在初步了解康藏地区的特殊区情、把握藏族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撰写了《康藏情况报告》。报告指出了经川西进藏通常所走的3条线，并指出不论走哪条线，均需将甘孜作为补给线；分析了藏军情况，并指出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不宜过多，但必须装备精良；指出了康藏地区恶劣的气候条件；分析了康藏教派关系和国民党在康藏地区统治失败的原因，对宗教政策提出了建议。

　　为了进一步使党中央、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西藏及四川藏区各方面情况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贺龙亲自安排筹组了西藏问题研究室。

　　1950年2月28日，西藏问题研究室（3月改称“十八军研究室”）成立，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祝维汉、傅斯仲等一批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共20余人(后发展到40多人)，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投入了工作。研究室成立短短两个多月，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注意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资料，又编写了进军口号、对藏军的简单喊话材料、一套藏文课本和供进军西藏部队战士学习的教材，还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翻译成藏文。根据贺龙的指示和安排，西藏问题研究室将藏族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学、艺术，藏传佛教的教义，西藏的哲学、医学、建筑学，历代汉藏关系及近代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等整理汇编成资料，使进军西藏的指战员在短时间内对西藏各方面都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藏文课本和战士教材等被迅速下发到进藏部队的干部战士手中，进藏部队形成了学习藏语和了解藏族民风民俗的热潮。而在其后的进军过程中，广大官兵也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指挥昌都战役，以打促和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结合国内外形势和西藏地方的实际，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方针。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苏联给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电报中，确定将“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南局。接到指示后，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立即研究进藏部队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员，同时就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0年1月18日，朱德总司令说：“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军事手段在势不得已时才能加以使用。”2月5日，中央批复西南局的电报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据此，党中央、西南局和进藏部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争取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前来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包括广播电台播出藏语节目敦促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谈判代表；由中国驻印度使馆与在印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系；由青海省派出藏族上层人士劝和团赴藏；由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在四川藏区向藏军、地方官员捎信、捎话；派出白利寺格达活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西藏地方政府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促其与中央和谈等等。

　　然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鼓动下，西藏地方政府一再拖延，迟迟不派谈判代表，并扣留了青海省劝和团，杀害了赤诚劝和的爱国活佛格达，同时将西藏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代本（西藏地方武装建制，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加以扩充，每个代本扩大为一个加强团，将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又从外国购进大批军火，加强代本的武器装备，每个代本都配备了美国电台，还请来英国教官。西藏地方政府关死了和平谈判的大门，迫于无奈，人民解放军只好决定发动昌都战役。

　　1950年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并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2月4日，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等人在重庆会合后，很快即召开了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详细讨论、研究进藏的各种问题。贺龙认为，对进藏部队的供应是长期的，供应线不能中断。在他的建议下，西南军区决定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第十八军副军长昌炳贵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后勤政治部副主任卢南樵为政治委员，负责支援进藏工作。

　　通过对西藏社会历史的研究及促和工作的失败，贺龙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打下昌都，就解决了进军西藏的关键问题；歼灭藏军主力，也就打掉了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搞分裂活动的基础。在与邓小平经过多日反复研究后，贺龙决定集中一部分兵力于昌都一线。在调动好军队并大体制定作战方案后，贺龙与邓小平联名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发起昌都战役的具体安排：以第十八军之一部、青海骑兵支队和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共6个团的兵力，攻击据守昌都藏军的7个代本。毛泽东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经过进一步部署，贺龙与邓小平在8月下旬联名下达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主力应于9月上旬在甘孜、玉隆、邓柯之线集结完毕，9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10月10日前后占领昌都。针对藏军的部署，贺龙的基本作战方针是：集中兵力，包围藏军，主要歼灭其主力。军事计划是：先对昌都实行战役包围，切断敌军之外援，不使敌军逃脱，然后聚歼敌军。

　　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10月21日，贺龙、邓小平电示第十八军：“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美英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和平进军，解放军在拉萨站稳脚跟

　　在贺龙的亲自指导下，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打掉了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依靠，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使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震动和混乱，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50年11月10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刘伯承、邓小平联名发布了《进军西藏布告》，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一贯主张，同时将以前拟定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条方针”公之于众。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经过23天的艰难商谈，双方于5月21日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5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西藏宣告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