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漆鲁鱼历尽艰辛，由江西经上海回到重庆，冀图找到党组织，经人介绍到《新蜀报》当编辑，进而结识了包括刘传福和周永林在内的一批救亡青年。

　　周永林讲述

　　漆鲁鱼常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暗地里教我们唱《国际歌》，我们都把他当成良师益友。

　　1936年6月的一天，漆鲁鱼约集了重庆各中学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骨干二三十人，在西笑豆浆店内秘密集会。该店地处市中心区七星岗外黄家垭口附近，是漆南薰烈士遗孀、漆鲁鱼的婶娘开办的。会议决定正式筹组新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为吸取前次由重庆大学同学发起组织学生救国会的教训，新组建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采取秘密方式，简称“秘密学联”。三里职校刘传福和我成为“秘密学联”的第一批成员。刘传福被推选为主席，四川省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温嗣懿(女)负责组织，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的罗炽镛(女)负责宣传。

　　会后，我同刘传福商量，决定先在三里职校的同窗好友中发展一批‘秘密学联“成员。1936年下学期开学后，公开发起组织一个全校性的学生社团耕余研究会作为公开的工作基地。“秘密学联”成员为该会核心，团结思想进步，品学兼优，在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同学，组成领导班子。因出头露面的同学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耕余研究会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认可和支持，一下子就在全校范围内把抗日救亡活动迅速推开。

　　人生道路从此改变

　　在漆鲁鱼的带领下，我们秘密传阅中共有关文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因形式多样，并尽量争取得到重庆各方人士的支持等，国民党当局也无可奈何。

　　“秘密学联”在三里职校的活动，刘传福负责对外活动，周永林负责校内工作，主要是在学校内部通过耕余研究会， 组建读书会，举办时事座谈会，建立歌咏队，筹建演剧队，创办民众学校和出版大型墙报“耕余生活”。其中活动比较经常，效果较为显著的是读书会、歌咏队和民众学校。

　　当年，在一大批思想激进的中学生中，经常阅读的是五四运动后的新书，特别喜欢创造社、太阳社出版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懂得一点革命道理之后，开始读鲁迅的书。至于马列主义的书，因觉得比较艰深，很少涉猎。对此，在上级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开展阅读马列主义指导的社会科学书刊，采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办法，后来才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这些在青年学生中开展的传播革命真理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

　　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迁来重庆后，为适应广大青年的学习需要，专门编辑出版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这套《丛书》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大家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周永林讲述:

　　开始，参加读书会的同学对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兴趣不大。对此，上级组织一再提醒我们:对大部头的“难读”的书，要硬着头皮去读，读后能记住一些标题和警句也算收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年我也是硬着头皮读的，有些名言警句，如列宁说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至今能背诵出来。

　　当时，红军经过长征刚到达陕北。大家对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真实情况，只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通讯集)中了解一鳞半爪。为满足大家的要求，有一家由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开设的知识书店(设在方家什字，今民生路附近)，把斯诺从陕北回到上海后，在《大美晚报》上刊载的他在上海某教堂所作的关于陕北之行的报告，集纳成书，取名《中国的新西北》，由知识书店秘密发售。发售对象主要是“秘密学联”成员。发售方式非常特别:需要购买的直接去书店，不必开腔，主动把3个当二百的铜板放在书店柜台上，店员就会从柜台下的书柜里，悄悄拿出一本给你。《中国的新西北》大大增进了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地处祖国西陲，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我们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主要以演讲、歌咏和戏剧演出为主，利用节假日，去学校附近农村乡镇演讲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广大农民的抗日救亡热情。

　　我们还举办了民众夜校和民众学校。大家一起读书唱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意思是:你蒋介石若不抗战到底，不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就不拥护你)等口号，很有收获。

　　抗战爆发后，通过审查，中央恢复了漆鲁鱼等几个失掉关系党员的党籍，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着手恢复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后经四川省委批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任书记。重庆工委最先从救国会骨干成员中发展共产党员。

　　1938年4月，周永林年满18周岁，经党组织批准，由党领导的“秘密学联”成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没有候补期(解放后，他的革命工龄从1936年算起)。从此，周永林的人生道路也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

　　延伸阅读

　　重庆“秘密学联”的历史使命

　　1936年暑期，重庆三里职校的刘传福去成都探亲。偶遇受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派遣，前来成都做四川刘湘统战工作的张曙时同志。张曙时从刘传福处得知重庆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估计是有“人”在从中领导。张曙时要刘传福回渝对漆鲁鱼进行考察。刘传福回到重庆一一照办，随后再次前往成都向张曙时作了详细汇报。

　　1936年10月，张曙时亲自到重庆，首先恢复了漆鲁鱼的党的关系，对他领导的“秘密学联”成员逐一进行甄别考察。按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建队原则，在重庆重新组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

　　有关党史研究专家介绍，当时，在重庆周边成都和贵阳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组织都叫“民先”。重庆新的“秘密学联”本来也是按“民先”的建队原则组建的，叫“秘密学联”，主要是为了防止暴露，麻痹敌人。

　　重庆“秘密学联”改建的同时，张曙时在重庆重新组建成立了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经考察，原重庆“秘密学联”中的骨干分子大都相继入党。至1938年底，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原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宣布结束。此后，重庆学生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悉由中共重庆市委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