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原本以为与当今社会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四散在各地的这群女八路军，安静地过着她们的晚年，原本以为有些人她们再也不用想起，有些事再也不用回忆，有些疑惑再也不用解开。她们以为如火的青春故事再也无人问津，直到带进坟墓。

　　当我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当我一而再地与她们通话时，当我向她们讲述各自的情形，讲述我一个月里三次叩访大青山的感受时，疏离了多年，失散了多年，沉默了多年，被遗忘了多年，被边缘了多年的她们又回来了。她们又回到群情激昂的抗战时期，回到她们浴血奋战过的大青山，回到信仰开始和坚持信仰的岁月，回到参加革命前后的点点滴滴，她们感慨万分。

　　我所见过的女八路军们，从投身抗战时起，就以组织为家，人人怀有一颗共产主义的心，尽管后来命运崎岖坎坷。

　　这些参与了抗战的女性，远比我在中学教科书里读到的被神化了的女英雄们生动、真实、亲切和精彩，我从她们身上汲取的，不仅是抗战的那段经历。

　　也许是想通过这件事寻找被社会遗忘的一种高贵。它的存在曾经让我们这个民族凝聚过，沸腾过，真诚过，血气方刚过，爱过恨过哭过笑过，痛苦过也幸福过，让漫无方向的人民有了支撑，有了目标，有了激情，有了自尊和自豪。

　　当远走的历史真相越来越模糊，当这代人与那代人的断裂越来越大时，我寻找到的这群幸存的女八路们显得多么稀有和珍贵。

　　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奔延安

　　山西晋城。一对南方面孔的青年人逆着逃难的人群继续向西北方向走着。女孩中等身个，由于长期赶路，穿在身上的呢子大衣也不洁净了，但在人群里，她还是很显眼。她那齐肩的乌发是烫过的，洋气十足；生着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庞，皮肤白皙得几乎透明，一对又清又亮的大眼睛机警地闪动着；她刚满18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要小。男孩与她年龄相仿，很是清瘦。

　　穿呢子大衣的女孩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凭着经验，她清楚前方发生了规模很大的战事，否则不会有那么多惊慌失措的逃难者。她不甘心地停下了脚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失望。那是一种达不到目的的失望。她多么想到延安啊！

　　女孩永远忘不了1936年8月23日，在上海的一间小屋里，在红旗下，她宣誓入党了。从此她一面当女工，一面参加地下党的工厂支部工作。然而，今年初，上海战起，她随工厂迁往汉口。因与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有误，她的支部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于是，她决定去延安，找到党组织。可是走到山西时，临汾战起，她只得返回武汉。回到工厂后，她因“违反厂命，参加抗战活动”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后，她决定再去延安。今天，她这是第二次踏入山西境内。

　　难道是天意？战事再次阻断她奔赴延安的路途。

　　想奔赴延安的这对年轻男女饿了，渴了，累了。他们蹲在晋城的墙根下，重新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他们的目光被墙上的广告吸引，上面写着“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青年”的字样。

　　女孩欣喜地对男孩说：“还等什么？我们去报名。”两个年轻人兴奋地向招生学校奔去。

　　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当天正好由校长朱瑞亲自面试招生。他似乎对青年学生们有一种超常的磁力，刚一出现在学员面前，男女学生们都纷纷围过来。有的学生把他们吃的花生、核桃、糖递过来：“朱先生，你来啦！你吃不？”还有的学生直截了当地问：“朱先生你说，到底是蒋介石能干，还是朱总司令能干？”“朱先生请你解释，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

　　刚刚来到“华干”的女孩，脚底不由自主地向这堆人靠拢过来。她打量着这位朱先生，只见他30出头的年纪，瘦削、高个、长脸、白净，戴着一副眼镜，目光充满了激情，面带温和的笑容。当朱先生看到一名南方少女移步到他面前时，目光立刻被吸引了。他对这份美丽有莫名的熟悉，那是他家乡的女孩们特有的一种气质。就在他感到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时，女孩几乎是冲到他面前，急切地问道：“阿拉要报名，找哪位？”朱瑞欣喜极了，在这满耳都是北方口音的地方，蓦然冒出一个说乡音的女孩。再次莫名地，他觉得自己与这女孩之间一定会有什么发生，他还来不及考虑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内心突然地宽厚无比，温存无比，他笑容可掬地回应着女孩，也用乡音回答她：“找阿拉就行，来来，侬先填表格。”他对她的口吻，既像是对小妹妹，又像是对女儿般温柔而体贴。

　　女孩直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外形很像外国人，比自己高出整整一头的男人，听着他声若铜钟的亲切的乡音，她感觉到自己的眼里闪动着灵光。

　　朱瑞友善地问女孩：“侬叫啥名字？”

　　“陈—若—克！”美丽异常的女孩诚实地回答，那时朱瑞向她投来火热的一瞥，适时地溅落在女孩水一样率真而清亮的目光里。他们在彼此的目光中，看见了自己。

　　一心要奔向延安的陈若克，就这么偶然与朱瑞相遇在山西晋城。尽管她16岁起就开始了工人运动，17岁入了党，但这点经历在朱瑞面前还是太浅太浅。这时的朱瑞，对外是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实际上，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负责晋、冀、豫三个省的党的工作。

　　“华干”最初叫“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是朱瑞一手操持创办的。朱瑞利用国民党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的名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他的防区河南新乡创办了“华干”，不久迁到河南辉县。学生的来源，以开封师范、开封女中为主，还有河南豫北的地下党带去的一批学生以及部分平津流亡学生，有四五百名。“华干”共办三个队：地方队、政治工作队和武装工作队。共开设四门功课：政治常识、群众工作、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学员三个月毕业。学校边训练学生，边做学校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完全是按照红军那一套办法办学。八路军派来一批教员给学生上课。校长朱瑞经常亲自给学生讲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怎样动员农民大众》一书的作者陈沂讲群众工作；刘子超讲政治常识。

　　第一期学员毕业分配走之后，第二期刚开办，日军逼近，“华干”就搬到了山西晋城。

　　恰在这时，陈若克来了。这个来自上海的女工，先是在“华干”学习，毕业后留校并跟着朱瑞到太行山打游击。

　　陈若克没有回来

　　位于蒙阴东北部的大崮山地势险峻，四周多是悬崖峭壁，有的高达数丈。山上有我军的兵工厂、弹药库、粮库，守卫部队是山纵第四旅大崮独立团。山纵第一旅第二团的一个加强排，在执行任务返回途中遭到敌人堵截，也来到大崮山。山东分局妇委委员、省妇救会执委、省临时参议员陈若克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也转移在此隐蔽。卫生部长白备伍特意安排卫生班跟陈若克住在一起，以照顾她分娩。

　　山东分局认为大崮山是个天然屏障，敌人扫荡不可能到这里，然而，没想到日军占领临沂后，发起总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大崮山。

　　1941年11月7日拂晓，日军首先以飞机、大炮对山顶猛烈轰炸。在此之前，隐蔽在山洞里的分局机关的几个女同志在给陈若克做小孩衣服。敌人每发动一次轰炸，床上的布都震起来，山上的石头灰土也呼啦啦往下掉。陈若克艰难地趴在床上，努力护住肚子里的孩子，她清晰地感到孩子在里面折腾得厉害，阵痛提前开始了。可是，无论如何，现在不是生孩子的时辰，她多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把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她与朱瑞结婚三年多，她们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时，正值鬼子“扫荡”，孩子因重病失治而死。这次，又赶上鬼子大“扫荡”，而且形势更加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