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曦的威压面前，万涛代表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0月11日的省委会议和19日在潜江召开的省委谈话会上，万涛都同夏曦激烈争论。

　　万涛和段德昌质问夏曦说:“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们的事?部队可以调动你为什么不调动?从周老嘴到刘猴集共是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猴集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你谈话在前，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呢?”夏曦无言以对。

　　在省委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万涛“向省委常委汇报了九师出发的经过，常委会听了万涛同志的汇报后，认为万涛同志没有错误，也没有违反军委主席团的命令，而且超额完成更多的任务。省委常委就作出决定:万涛同志调回省委当宣传部长，省委表示欢迎，但是不同意作为受处分而调动。万涛同志没有什么错误，不应受处分。”

　　10月18日和25日，万涛两次就九师行动问题向省委和中央写了申诉报告，陈述了九师出击的事实真相，驳斥了夏曦的横蛮指责，表达了多数同志对夏曦错误决定的不满。

　　万涛写到:“我对巩固苏区是积极的，特别是在敌人围攻中，我并没有消极情绪，苏区的同志都可以知道。”“我在湘鄂西工作多年，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回到省委是比较适宜的，但如因九师行动的关系而施行撤职，我认为是不对的。”

　　不仅如此，万涛还向中央提出，“夏曦到三军中工作，事实上中央分局等于取消了，对全部工作的领导是有妨碍的。我认为不妥。”

　　在10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万涛再一次郑重声明:“过去省委和中央分局关于九师问题的报告，有许多是非事实的，”对“九师行动问题”“绝对不能解释为无原则的纠纷”。并对夏曦向中央捏造的“九师错误，彼等均已承认”的谎言，给予坚决的回击:“非事实的罪名，我们在了解之前是不承认的。”可惜当时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没有也不可能站在正确的立场，给万涛以必要的支持，相反对夏曦越加庇护，认为夏曦到湘鄂西分局以来，是执行了国际路线。

　　1931年11月29日，由于万涛等人的坚决斗争，省委重新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决议说，对九师出击的行动，省委“自己应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身上，同时不去考虑事实，随意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这是省委的机关工作方式的表现。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后省委会议认为万涛同志不应撤职，是调到后方工作。在军事紧张时期，轻易调动军事上主要负责同志，处置也是不慎重的。”“组织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的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又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

　　另一方面，决议又表现了调和折衷的态度，说九师行动延迟了天门、潜江苏区的开辟，是错误的。“省委决定，万涛同志……另给予警告，德昌、培荫同志同样给予警告，并要该三同志对此处罚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受。”

　　万涛被排挤出红三军后，回到地方担任了省委宣传部长。他并未因自己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而灰心失望，而是以更高昂的革命责任感，同“左”倾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为革命事业忘我工作。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非常痛心，不顾自己的艰难处境，一面在《洪湖日报》上著文批评湘鄂西特委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的错误，一面毫不妥协地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继续斗争。

　　其时，夏曦已兼任红三军政委职务，集湘鄂西党务军权于一身。由于红三军再次出击襄河两岸，取得几次较大的胜利，夏曦便头脑发热，不顾洪湖苏区刚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和水灾的困境中苏醒过来的客观情况，主张红三军主力向襄北和京汉路方向发展，与豫鄂边打成一片，包围武汉，以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万涛身处逆境，顾全大局，站在党的立场上，再次与夏曦针锋相对，提出了红三军主力南下，巩固洪湖苏区，并收复江南苏区的正确主张。夏曦派军委会参谋长回省委传达他的意见，万涛就站起来发表意见，说:“中央代表是怎么搞的?到了我们这里来尽是帮倒忙……不同意，坚决反对！”

　　在另一次省委常委的会议上，万涛报告了夏曦要抛弃洪湖根据地，给省苏维埃留了个戴补天(省委主席团之一，经委主席)作招牌，其余凡能作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调到前方，为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徒劳。与会同志听了万涛的报告，都反对夏曦的意见，认为这是悲观失望。会上大家一致推议派万涛赶到前方向夏曦抗议，但毫无结果。

　　11月20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因在前方，未出席。会上，万涛认为，夏曦主张向襄北发展，而襄北敌情严重，红军过襄河就有被敌人切断而回不了洪湖的危险。这样，新区无法开辟，老区也无法巩固，甚至有被敌人占领的危险。而红三军则会无后方根据地作依托，在强敌围困中孤军作战，后果难以想象。万涛还列举了夏曦来洪湖后的许多军事错误，如水灾发生前夏曦在军事上提出两次退却，后又犹豫动摇导致潜江失败等等。段德昌也发表了对夏曦的错误行动不满的意见。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则历数夏曦的错误，说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时在湖南马日事变中就右倾，知道许克祥即将疯狂镇压长沙的革命斗争，不作相应安排只身逃跑，导致马日事变我党损失惨重。

　　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鉴于过去红二军团南征后，苏区遭受敌人摧残蹂躏的痛苦经历，纷纷同意和支持万涛的意见，对夏曦的冒险错误义愤填膺，指责夏曦在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问题上的错误行为。经大会一致同意，大会向中央作了《反对夏曦在中央分局及军队中的领导路线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夏曦同志在红军中一般干部均不满，当然，对夏曦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夏曦在中央分局的领导，省委没有具体意见，的确他有些观点确成问题，请中央酌量解决，”“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

　　对红九师行动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问题所引起的意见分岐和激烈争论，中央分局和省委11月派分局及省委成员宋盘铭赴中央汇报，以求解决。11月20日，宋盘铭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于12月中旬带着中央指示回到湘鄂西苏区。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处理九师等问题上的一些具体错误，也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部;还认为地方干部能批评中央代表，中央表示赞许。但在总的方面，却极力支持夏曦，说夏曦到湘鄂西分局工作以来，是执行的国际路线，是正确的。

　　万涛不屈服于中央的结论，再次要求派省委成员尉士筠再赴中央，客观地反映长期争论的问题。12月下旬，尉士筠出发，夏曦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让步，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对万涛等人仍耿耿于怀，认为省委扩大会议是万涛、潘家辰操纵的“反中央分局的小组织活动”。以后，更用“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压制党内的批评，打击同志，强行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正如贺龙同志所说，红三军回洪湖后的一系列党内争论，不但未能真正解决问题，相反，“万夏之争”反而成了后来湘鄂西党四大会议争论和以后“肃反”杀人的根子。

    “左倾”占上风

　　1932年1月9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取得中央领导地位以后，片面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武断地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号召白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为了贯彻上述决议，夏曦领导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2年1月22日在周老嘴召开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有夏曦、贺龙、万涛、杨光华、杨成林、崔琪等九人。

　　1月22日下午，夏曦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时，万涛、潘家辰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工作，尤其是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以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到会的127名代表表示响应，“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夏曦提出一系列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工作中侵犯中农利益，杀掉地主全家，富农赶出苏区，又如军队改编问题，处分整个红军，打新口时遣散伤病员及地方干部等等。夏曦处境十分孤立，坐在台上“象死人一样。”

　　大会进行到第三天，中央代表到了洪湖，会议情况发生急剧变化。中央从左倾冒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万涛的正确意见，决定给夏曦更有力的支持，派人来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任红三军政委。

　　第四天的大会上，一位同志首先发言，竭力为夏曦的错误辩护，指责万涛、潘家辰等人，说向中央报告夏曦的问题是错误的，红九师北上是错误的，红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起了很坏的作用，把正确的东西全盘否定了。”接着中央代表作了很有力量的讲话，把以万涛为代表的广大干部对夏曦的批评，一概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客观上帮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忙。

　　突如其来的变故，多数人懵了，潘家辰当场晕倒在地。在中央代表所作的结论的高压之下，许多省委负责人作了支持夏曦的发言，大多数同志也慑于中央的结论沉默下来，少数人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以及庄东晓。

　　这样，大会接受了夏曦所作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报告及其结论。这个结论首先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的“成绩”;其次，指责万涛、潘家辰等是“立三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是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这样，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便被夏曦等少数人以大会的名义和声势压了下去。

　　1月27日，大会通过并由中央分局审查批准了《政治决议案》，完全接受了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并积极推行王明中央下达的具体任务。这个决议还进一步肯定了1931年提出过的所谓以最大努力和湘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方针，并把它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从而跨出了湘鄂西苏区失败的关键一步。

　　不仅如此，《政治决议案》还以“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与反中央分局的斗争”的专题，对万涛进行指责:

　　万涛“当时过分估计襄北敌情而主张军事冒险的行动(如紧急会议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决定)，继而把向外发展搞成是逃跑右倾不去，提议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和用尽一切力量去争取新的军事胜利，加强苏区工作，加强灾民工作以力求苏维埃运动之发展，这完全是把巩固苏区看成是庸俗的保守主义。而且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的红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议反对‘中夏路线’，反而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是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来作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工作者的地位在自己的影响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采用两面派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与中央分局相对立，团结了反党分子用种种谰言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谈巷议，间接的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与对中央分局的错误的批评，完全是两回事。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作复仇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辰等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的表示是很不够的，万涛同志没有承认他这些错误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小组织活动是帮助阶级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