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上半年，夏曦推行的错误路线对湘鄂西苏区各项工作已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夏曦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指责周逸群、万涛领导的鄂西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才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强调要把湘鄂西党、红军和苏维埃工作“转变”到所谓“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上来”。规定在“平分一切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中“彻底改造党、红军和苏维埃”。他还认为“改组派在苏区颇活动”，要加紧“肃反”。但由于万涛、段德昌等一大批干部的抵制和反对，加之夏曦刚到洪湖不久，缺乏相应的基础，错误路线虽已抬头但还未全面取代原来一系列的正确措施。

　　1931年夏，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时洪湖仅有红九师两个团，红三军主力七、八两师随贺龙等领导远在均房一带，远水难救近火。七月，湖北省又遇特大水灾。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湖泊河港密布，连日暴雨使江河猛涨。堤垸又多年失修，加之国民党军队枪击修堤抢险的苏区群众，甚至在监利的上车湾掘堤实行“水淹苏区”计划，以致洪湖苏区成为一片汪洋。严重的水灾，于红军反“围剿”的军事行动极为不便，粮食万分困难，盐、布、医药用品非常缺乏。

　　“群众正在逃荒没有盐(饭)吃，要到外面逃荒。”外出逃荒者约占苏区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苏区面临严重的困难，红色政权处于被扼杀的危险之中。

　　为了战胜水灾，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洪湖苏区，必须进行艰巨的抗灾斗争。万涛代表省委起草了《关于水灾时期党的紧急任务之决议》，经省委1931年7月31日讨论通过。

　　决议指出，冲破敌人的围剿，同水灾作斗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这是湘鄂西苏区党的第一等战斗任务。为战胜水灾，党组织要“高度的动员群众”，向全体军民讲明“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掘堤灌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消灭苏区和红军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要“号召群众为反对国民党淹没湘鄂西苏区，巩固苏区而斗争”。

　　救灾决议颁发后，洪湖苏区很快掀起了救灾高潮。然而就是这个救灾决议，却遭到夏曦的无理指责，说“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跟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路线结合起来”。万涛据理力争，对夏曦说:“第一，这个水灾决议没有错误，第二，即使有错误，也不该我个人负责。”鉴于决议是经过省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夏曦只好作罢。

　　为了彻底改变洪湖苏区因敌人围剿和水灾造成的困境，解决关系到苏区生存的给养问题，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

　　决议指出，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之下，在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

　　接着，省委和军委会又在周老嘴开会，决定九师“在能与三军取联系时，则须与之取联系。但这是次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充任三军政委。”

　　但夏曦背地却跟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说:“九师的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苏区。”

　　在洪湖苏区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万涛根据上述决定，奉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担负起反围剿和救灾的重任。他和段德昌、陈培荫一起，率领二十六团渡过襄河向潜江、天门进发，攻占了沙洋、荆门。留守洪湖的二十五团也与之配合，占领了潜江县城。两个团抓住这一时机，一路摧枯拉朽歼灭敌徐德佐旅全部，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不仅充实了二十五团、二十六团，而且新成立了二十七团，打退了敌人从北面对洪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当九师在占领沙洋时，“在敌人的文件中，得着远安县长告急电报，说三军已到南漳，有进窥远安的形势。”

　　九师为了与三军主力取得联系，遂出击荆门，并在荆门之仙居地区等了一周，仍未得到三军主力的音信，便渡过襄河，转至襄阳、枣阳、宜地地区，与鄂豫边特委和红九军取得了联系。这时，红三军军部得知九师在鄂北活动的消息，遂决定与九师会合。红三军主力经保康、南漳东下，9月28日，与红九师会师于荆门的刘猴集。

　　当晚，万涛找到湘鄂西特委主要领导作了语重心长的谈话，实事求是地批评了他率红三军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他心悦诚服，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接着，万涛召开红三军前委扩大会议，团长以上干部均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央和湘鄂西分局的指示，听取了万涛的报告，并通过决议，清算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改组了红三军前委，由万涛任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委职务，并决定红三军开回洪湖苏区。

　　次日，红三军“集合全军讲话，全军政治情绪大为增高。”然后便东渡襄河。

　　10月2日，红三军攻取钟祥，再经京山县永隆河。在永隆河，万涛给夏曦写了工作报告，第一是准备开辟襄北局面，希望省委和中央分局派人来配合，第二是打钟祥等地获得不少布匹粮食，请夏曦责成省委等地方组织，动员组成运输队往后方搬运物资，以帮助洪湖人民度过难关。信中还报告了重新整编队伍等事宜。应该说，万涛信中所叙之事，都有利于革命和苏区建设，但夏曦看完信后却断然拒绝，大冒其火，“认为万涛是下级，下级怎么能指挥我?我不同意。”

　　红三军离开永隆河后，继续扩大战果，打开了当时湖北的第二大集镇——岳口;带着大批物资，于10月8日全部回到洪湖苏区，驻扎于潜江县城。红三军七、八师同九师的会合，以及返回洪湖，极大地增强了红军力量。对于巩固和发展苏区，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不仅如此，万涛在率领红九师出击途中，极大地帮助了处于极端困难的鄂北苏区党和红军的恢复发展;他向鄂北的党组织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指示，介绍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及湘鄂西的情况，帮助整顿和扩大了鄂豫边区的游击队，建立了荆门、当阳、远安游击区，出色和超额完成了省军委主席团交给的任务。

　　但是，就在万涛率红九师远征的同时，长江南岸的华容等苏区，由于江水过大，红军不易过江，在敌人的围攻下失守了。

　　中央在报上看到这些情况，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来电问夏曦:东山失守，原因何在?但夏曦不按军委主席团的决定如实向中央汇报实际情况，而是向中央回电:东山失守，皆因九师远离苏区，远水不救近火。”将江南失守的责任全部推给此时正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万涛、段德昌和红九师。贺龙说:“敌人进攻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就要找一个人开刀。”

　　于是，就在万涛和贺龙率红三军回到洪湖的当天，夏曦以省军委的名义，发出了《湘鄂西省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无理指责万涛率红九师攻占沙洋后去接红三军主力，是违反军委决议，抛弃主要任务，执行次要任务;而且把九师的行动，以及红三军南下时把政治部和教导团留在房县的安排，统统指责为红三军的领导人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根本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批评万涛“还没有懂得国际路线和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明令彭之玉同志担任红三军前委书记，但又未撤消万涛的红三军政委的职务。

　　看到这个训令，红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忿忿不平，认为夏曦专横霸道，不仅不尊重客观事实，甚至连党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要了，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一共三位成员，万涛和贺龙都随红三军行动，夏曦怎么一个人向他俩发起训令来了?而且，夏曦在主席团成员签名上玩了一个大花招，让其他同志分别代表贺龙、万涛签名。更何况江南失守的时候，万涛已随军到了襄北，怎么在家里不负责，反而要对远征之旅负责呢?

　　对“组织红三军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破坏红军政委制度”的重大事件，贺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回到洪湖的第二天，他就找夏曦谈了一天。第六天，他又和夏曦“闹了一台”。他把问题一件一件数给夏曦听。贺龙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作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你说执行不执行?你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的错?……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组织三军前委不要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相处?”有的同志甚至提醒夏曦8月22日给中央信函中对万涛的评价，希望夏曦改变错误立场，充分肯定红九师出击和万涛的成绩。夏曦在那封信中曾写道:三军政治委员“中央分局派万涛担任，他已随九师出发。万涛四川人，湖北省委派到洪湖工作已两三年，去年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在特委任组织部长，现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他曾到过中央，恩来同志大概认识他，就此间同志说，以他为宜，……”然而，夏曦早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坚持己见，摆出一副扭转红三军政治路线的姿势同万涛争论，同整个红三军前委争论。

　　解放后贺龙同志回忆说:“实际上他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了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跟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头就给大家处分，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

　　10月15日，夏曦强行召开湘鄂西省委会议，并以省委名义“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荫两同志予以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