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胜利开展斗争,特委坚持“六大”的正确路线,定期集中讨论政策、策略以及各地情况,又分散巡视各地并直接指挥军事行动。这期间,特委受破坏后,按中央指示曾一度未恢复,周逸群、万涛等以中央鄂西巡视员身份指挥斗争,从而使湘鄂西党的领导仍然从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建立根据地而进行斗争。1929年,万涛爬涉于崇山峻岭,辗转在河湖港汊,足迹遍布监利、沔阳、鹤峰、桑植等三十余县,并以鄂西巡视员身份向中央写下三个巡视报告,系统地汇报各地政治、军事、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客观情况,从中阐述他对鄂西的现状及未来的见解:
“鄂西方面,豪绅地主阶级没有因此而受着打击,根本上鄂西完全是豪绅地主势力笼罩的地方,一切地方政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鄂西全部是小农经济自给的社会,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这样的经济条件,改良主义缺少活跃的可能,政治前途,仍是一种极端野蛮的屠杀和刻骨的无情压榨。并且统治阶级为要拼命的扩充武力,镇压群众的斗争,这种现象势必更要愈加厉害。但农产品的减少,商情的冷落,军心的动摇,农村的割据,已成为他们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生活,当然是一天一天的困苦,日常大小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更加增加了许多发动的可能,事实上群众的斗争已是普遍勃兴的现象。”
“革命的武装是必要的组织,群众的斗争,要以武装扶助。”
为此,万涛预言道:“鄂西的客观条件,确实极有利于革命的条件,只要主观力量增强,城市工作起来了,暴发了各地群众的大小斗争,不难把这个新的革命浪花向前推动。”
万涛同志这些理论建树,不仅当时直接指导了鄂西的革命斗争,对宏大辉煌的中国革命史理论,也是一个必要的丰富和补充。
1929年3月,鄂西特委在沙岗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鄂西区党的任务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赤色根据地。会后组建了鄂西游击大队。8月,周逸群、万涛把2个游击大队集结于洪湖三屋墩,正式组成洪湖游击总队。12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1930年2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洪湖大地第一次有了工农自己的正规武装。
由于周逸群、万涛为首的特委的正确领导,使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红色割据不断扩大。华容东山地区也形成了红色区域,洪湖,白露湖“完全成为割据的形势。”根据地里,农协和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日益发展,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和地主豪绅的契约、地租、高利贷。这样,在河湖港汊交错的江汉平原上,初步形成一片较稳定的红色区域,这便是后来的洪湖苏区的雏形。
洪湖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迅速形成,并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并在后来艰苦的斗争中坚持数年,究其原因,一是以周逸群、万涛为代表的鄂西特委领导,从实际出发,吸取了井冈山斗争的若干经验,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和措施。二是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尤其有一支红色武装游击大队,担负了开辟,捍卫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三是有较好的自然条件,盛产的稻谷、菱藕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了物质条件,芦苇、荷丛和港汊水网,便于军民迂回歼敌。为此,毛泽东后来曾作过很高的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疆场斗凶顽
193O年2月,万涛再次受周逸群委托,代表鄂西特委赶到鹤峰,向红四军前委传达了中央和特委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
贺龙坚决执行这一指示,立即进行东下会师的准备把湘鄂边游击队编成一个独立团,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红四军则整编成四、七两个师,积极向洪湖挺进。
经过四个多月的战斗,红四军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而且还扩大了红军。6月18日,红四军一举攻占了湖北的公安城。7月4日,红四军在湖堤与红六军胜利会师,组成红二军团,湘西和鄂西的革命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统一了湘鄂西的革命力量,不仅标志着湘鄂西地区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而且对于红军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湘鄂西苏区的巩固和扩大,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O年6月,中央军委巡视员、长江局军委特派员来到洪湖苏区,传达李立三的错误主张,万涛被排斥出了鄂西特委的主要领导岗位,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巡视员、长江局军委特派员及新的鄂西特委主要领导,同周逸群、贺龙、万涛,在红二军团行动方针及洪湖苏区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岐。特委及巡视员坚持《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大纲》中关于先攻荆门、沙市,完成地方暴动,然后集中红军进攻武汉的决定,因而要求红二军团立即攻击荆门、沙市等重镇。由于四、六军刚会师不久,配合不甚密切,攻打监利时未能克敌,便撤出战斗,遭到巡视员和特委不恰当的批评。
9月中旬,党中央派遣新的领导到达洪湖苏区,担任湘鄂西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职务,进一步贯彻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命令各地红军配合行动,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柳州、桂林等城市,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给苏区革命斗争带来了重大损失。
9月22日,红军再次攻打监利获胜。24日,在县城召开了原前委和原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由于万涛与中央巡视员主张相左,新组建的湘鄂西特委中,万涛被排斥出常委,仅担任委员。但会后,湘鄂西特委主要领导和多数特委常委随军行动,特委实际上仍由周逸群、万涛等人负责。
红二军团南下后是否要远离苏区去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周逸群、万涛与特委主要领导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在这个过程中,特委主要领导虽然“在冒进之中曾有过几次的警觉与动摇,但……终归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发展论的圈圈以外。”津澧失利后,特委主要领导对回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企图开辟澧州、石门新苏区作为立足点。周逸群、万涛为代表的特委马上反对他的意见,提出将第二军团迅速开回南、华、安与公安一线,有阵地的向前进攻,有后方地向外扩大。在他们上山之后,特委又连派三十多起交通找他们,要他们回苏区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包围”。但特委主要领导没有接受这一正确主张,“不但不回苏区,反要特委全部到松滋开会。特委当即派人去洽商,要其回师苏区,巩固的向外发展,以及收复已失苏区及造成公、南两县赤色区域。可惜,特委主要领导再次坚持开辟松滋新苏区的主张,而且不经特委同意,即撤换了段德昌的六军军长职务。这时敌军步步进逼,红军却在杨林寺一带徘徊犹豫,不上不下且分散部队,六军置于杨林寺,二军置于公安一线,也未主动进攻以突破敌人的包围。12月17日,敌人分三路向杨林寺进攻。此时,刚收编的一支土著武装又在后方叛变,致使红二军团腹背受敌,处境危险。虽经全军浴血奋战,冲出重围,红军仍伤亡重大,仅六军即损失四分之一。二军团遭到严重挫折,便向五峰、鹤峰一带转移。
南征的失利,不仅部队遭到挫折,而且也导致了后来洪湖苏区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
在这个过程中,留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的周逸群、万涛,基本上继续执行党的“六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在狂澜面前耸起了中流砥柱。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湘鄂西苏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集中红军南下攻打中心城市等军事问题,而苏区内其他方面的工作则损失较小。
红二军团远离苏区南征途中,敌人趁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两次“围剿”。洪湖苏区军民在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的领导下,战胜了由于敌人烧杀带来的巨大困难,重新组建了“新六军”,还将各县赤色警卫队及赤色教导军合编为红左军和红右军,同敌人浴血奋战,挫败了敌人一、二次“围剿”,保存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初,敌人的“追剿”部队纠结大量兵力,分别自调关、华容、岳阳向东山合击,围困了一万多华容、石首、公安三县的群众。万涛和周逸群一起,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掩护这一万多地方干部和群众骨干安全转移,为革命斗争保存了火种。
蒙受不白之冤
1931年1月,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领导地位,开始了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1931年3月7日,夏曦作为中央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特委委托万涛负责接待,并陪同视察各地。
3月27日,夏曦在小河口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会上,夏曦宣布临时中央的新路线,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发表他短短二十天的巡视观感,给湘鄂西和洪湖苏区工作扣上“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大帽子,声称要按照所谓“国际路线”,使洪湖苏区的工作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幌子下,夏曦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红军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万涛和周逸群当即指出,这些批评没有事实根据,同夏曦进行了激烈争论,会议出现了僵局。
严重的意见分岐相持不下,于是扩大了讨论范围,参加讨论的除原特委委员外,各县县委书记,游击大队队长、政委,红九师师长、团长、政委都参加。大多数同志认为特委过去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从而增强了万涛和周逸群的信心,他俩决定坚持真理,哪怕承担一切可能产生的风险。可是,夏曦却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蛮横地压制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指责万涛与周逸群、段德昌进行“宗派活动”,搞“封建地方主义”。其实万涛是重庆黔江人,周逸群是贵州铜仁人,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与“封建地方主义”毫不沾边。不仅如此,夏曦为了使左倾冒险主义尽快在湘鄂西苏区占统治地位,强行改组了特委,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中央分局书记,要周逸群以巡视员身份去江南检查工作,实际上撤销了周逸群党内外的重要领导职务,削弱湘鄂西苏区正确路线的力量。
1931年5月,周逸群在岳阳贾家凉亭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这样,捍卫湘鄂西苏区革命成果的重担,就落在了万涛肩上。
6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了大会,宣告成立湘鄂西省临时省委。由于万涛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万涛被选为省委常委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委委员。这期间,还成立了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主席团由三人组成,夏曦任主席,贺龙、万涛为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