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是元帅也是好教练

　　1964年春，贺龙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谈到了“三大球”，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贺龙稍停一下，语调铿锵地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后来，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回忆说：“他为了把‘三大球’搞上去，组织观摩解放军大练兵运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还请来世界女子排球冠军日本队的教练大松博文来帮助我们进行严格训练。采取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颇有起色。如果不是此后不久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贺老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贺龙不仅做大事，还做“细”事，包括体育训练。他到体育训练馆去看人家打网球，之后就找教练，说你们该找找缺陷。

　　那怎么找缺陷呢？

　　“这个很简单，你们统计一下，选手左手打了多少球，右手打了多少球，进网了多少，沿网了多少，发球多少，扣杀多少。统计一下就知道哪是弱项。”

　　所以后来就有了赛场边拿本记，画格子的记录员了。

　　贺龙还是个心理辅导的好教练。第26届世乒赛，庄则栋一开始打球状态不佳，没打好，贺龙就请荣高棠副主任传话给庄则栋。

　　“贺老总来看你比赛了，他说‘你不是小老虎，是纸老虎啊！’”庄则栋接受批评，调整状态。第二场再打，就成真老虎了。

　　贺晓明回忆父亲：不要让别人“指破衣服”

　　小时候有一次她陪爸爸散步。父亲忽然问她：“人的衣服应该是怎么破的呀？”

　　贺晓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个问题，就天真的说：“穿破的呀。”

　　贺龙的眼神认真起来，他郑重的告诉晓明：“人的衣服呀，可以被穿破，可以被洗破，但就是不能被人‘指’破。”

　　这个“指”就是“千夫所指”的“指”。贺晓明很久以后才明白，父亲想说的是：做人，一定要追求良好的口碑，不能因人品而被人斥责、指指点点。父亲生平最重视的，就是这口碑。

　　那么，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贺龙又怎样待人呢？

　　“1962年困难时期出了这么个事儿。北航有个学生饿得要命，就跑到食堂里去偷馒头，被抓着后，系里就不停地严厉批评、教育他。我爸知道后，说：‘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他肚子饿’。”

　　当时的贺晓明很不理解爸爸，因为在所受的教育里，盗窃、说假话是最不好的品质。后来晓明才明白，当时可是“吃不上饭”的困难时期啊。爸爸这么做，是出自对人的理解与宽容。“他用这样的事教育我们，待人要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