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大武汉应是当时的“战略中心”，其“战略总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有利地势，开展大规模山地战，同时加强长江防务”；其次，要“抽一部正规军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敌后变成前线”。这些军事战略意见在会战中部分被蒋介石所重视、采纳。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谈到武汉会战的军事战略：“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决战，应是持久战战略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武汉会战的最后结局以及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深邃的战略眼光。由于当时武汉战局吃紧，不等大会开完，毛泽东即指示周恩来返回武汉，并委托周恩来转交给蒋介石一封亲笔信,表达了我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华日报》还陆续发表了《总动员保卫武汉》、《加紧动员工人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的青年》、《文化界保卫动员大武汉》、《紧急动员湖北农民保卫武汉》等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为保卫武汉出谋划策。
此外，中共代表团还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震动了龟山蛇山，震动了长江两岸，有力地配合了前线战事。1937年底，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党恢复了久负盛名的北伐战争时期设立的政治部，并决定邀请中国共产党人及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使其成为一个国共合作的机关。政治部主任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共产党人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出任副主任。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陈诚不但三次致电并亲自登门拜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还在人事安排、制定计划、调拨经费等方面为郭沫若大开绿灯。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迈进了多年以来戒备森严的国民党政治部门，从隐秘的地下昂首步入政治前台。正是在国共密切合作的大背景下，第三厅成功地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先后在武汉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广场歌咏大会；在巍峨的黄鹤楼两旁举办了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画展；发动了大规模的给前线官兵写慰问信活动。这其中声势最为浩大、最感人至深的无疑是发生在武汉阅马场的百万人大献金活动。1937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第三厅根据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提议，在阅马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献金活动。在第三厅的广泛宣传鼓动和周密组织下，献金活动盛况空前，场面感人。活动原定三天，后因献金者十分踊跃不得不延长两天。从7日到11日，各献金台前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献金者包括工人、农民、职员、船民、小贩、人力车夫、难民等，甚至连乞丐教养所的乞丐也节食一天，捐献了省下来的伙食钱。5天中，献金者达百万人次，所献金额达100万元。第三厅为此还设立了两个专门组织，用这些捐款为前方将士购买了10大卡车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赶制了20万套单衣、40万套棉衣，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场，也使对此次献金活动顺利开展抱有怀疑态度的政治部主任陈诚心悦诚服，不禁对第三厅在发动群众方面的高超水平大加赞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号召下,具有一定民主色彩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两仪街上海大戏院召开，到会的参政员除国共两党代表外,还有杜重远、史良、张君励、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实秋等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全体代表共聚一堂,共商抗战大计,并在会议结束之日一致通过了《大会宣言》，向海内外庄严宣布：“中华民族必以坚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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