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芬像

邓玉芬老人花岗岩雕像。宋 歆摄

    追寻全民族抗战足迹 ①

    开栏的话

    史学家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不是为了咀嚼苦痛，而是为了在今天铭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不能忘却的，是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终于打败了侵略者。苦难铸就辉煌。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以优异的答卷告慰先烈。

    不能忘却的，是日本侵略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时至今天，仍然有一些日本政客无视铁的历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醒与愤慨。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也是为了给患上“健忘症”的少数人再补上一课。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习主席７月７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发人深省。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追寻全民族抗战足迹”专栏，通过挖掘抗战文物或人物背后的故事，与读者一起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北京密云，石城镇，张家坟村。

    村口，英雄母亲邓玉芬的花岗岩雕像，巍然屹立。她的身后，潮白河水，静静流淌；柏山如棱，高高耸峙；她所热爱的人们，在这方褪却战火硝烟的热土上，平静地繁衍生息。

    每当路过此处，村民们都会心存敬仰，投去注视的目光。在他们看来，这位几乎为抗日献出全部亲人的老人，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佘太君”。村里仍健在的两位老八路之一、89岁的任连荣老汉说：“这么多年了，三奶奶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我还记得她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

    话及于此，任连荣老汉那浑浊的眼里，泛出晶莹的泪光……

    记住，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邓玉芬老人已逝世多年，如今家中仅剩他的孙子任连国一家寥寥数口人。“如果几位长辈没有在抗战中牺牲，如今俺家应该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任连国一声长叹。

    任连国和奶奶一起生活了18年，老人的故事他可以讲几天几夜。随着他动情的述说，我们慢慢掀开历史的面纱，走近可亲可敬的邓玉芬老人。

    “我奶奶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幼年家境贫寒，因生活所迫，未满成年就嫁到张家坟村。婚后夫妻俩房无半间，地无一垄，只好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土地过活。”任连国感慨地说，“我奶奶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生性刚强，她不怕穷，不信命，相信只要儿孙满堂，总有过上好日子的那一天。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她年复一年，含辛茹苦地拉扯起7个儿子。”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破了邓玉芬质朴的愿望。密云县党史办调研员林振洪告诉记者，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以中国失利而告终。自此，密云县被分割为3部分：密云大部与冀东其他21县被划为“非武装区”；密云西北部40多个村庄被划归伪“满洲国”；古北口地区被日军占据。“对密云人民来说，是整整12年的抗战！”林振洪说。

    “我们的家乡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后，划入伪‘满洲国’，从此坠入水深火热之中。”任连荣老人回忆说，“当时，村里的日子愈加艰难。为了糊口，邓玉芬三个大点儿的儿子只得离家外出打短工，夫妻俩也被迫带着几个小儿子离家，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

    “在日伪统治下，生活上的困苦还在其次，最使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侵略者不但不许中国人使用中国的年号，还想强迫百姓忘掉自己是中国人。”任连荣老人说，“我三奶奶邓玉芬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特别有气节，她一次又一次地教育孩子们：儿呀，要记住，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密云县武装部部长王维民介绍，在抗日战争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我党在密云地区领导的边区政府，专门组织了少年儿童识字班，加强抗日救国方面的教育内容。边区政府用粗糙的草纸印制课本发给孩子们学习：“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第二课，中国人就应该爱中国，日本无理打中国……”

    这一字字、一句句，深深融进邓玉芬和她的孩子们心中。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打日本，才能有活路。

    抗日咱都得上，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

    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之歌，响彻中华大地。1933年9月，密云县建立了当地的第一个党支部——驻马庄党支部。从此，密云百姓抗战有了主心骨。

    随着抗战的深入，老百姓盼望着中国军队早点打回来，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八路军。

    1940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进入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6月的一天，八路军队伍来到了猪头岭。那是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当她得知这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穷苦人自己队伍的时候，真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她一遍遍地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觉得句句都说在自己的心坎上，越听心里越亮堂。她开始懂得了只有穷苦人都行动起来，拿起枪杆打日本，才能救国救己。

    不久，十团参谋李瑞徵来到村里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任宗武商量：抗日咱都得上，别人家出钱出枪，咱也得行动起来，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

    任宗武二话没说，揣块糠饼子连夜出去找儿子。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了，邓玉芬的大儿任永全、二儿任永水加入了这支游击队。从此，邓玉芬的心就和八路军、游击队紧紧连在了一起。9月，三儿任永兴不堪忍受财主的欺凌跑回家来，邓玉芬知道游击队正缺人手，又送三儿参加了白河游击队。不久，游击队改编为主力部队，到外地作战，邓玉芬托人给三个儿子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

    “不光是邓玉芬一家，当时全村都掀起了参军抗日的热潮。”任连荣告诉记者，“一说起打鬼子，大家都来劲儿。我一家四兄弟，留下一个在家赡养父母，其他三个都扛枪参加了八路军。当时我那批兵，来自张家坟村的足足有半个连之多。”

    八路军是鱼，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怎能生存？

    “三个儿子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闲不住。”村里老人回忆，“当时，她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活，带着几个儿子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空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

    “当时，我们家是八路军和伤员们的经常住所，奶奶待他们像亲人，每个干部战士到了她这儿就跟到了家一样。”邓玉芬的孙子任连国说，“我爸告诉我，当时奶奶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从不嫌烦。她和孩子们以粗糠、树叶、野菜搭着充饥，把自家大部分粮食省下来招待亲人。为了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她专门养了几只母鸡，下了蛋一个也舍不得给儿子吃，全用来给伤病员增加营养。每当伤病员痊愈后离开家，她都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一边叮咛着一边把煮熟的鸡蛋硬塞进他们的衣兜，还要拉着他们的手送出老远、老远……”

    说到这里，任连国从家中的储藏室里拿出一口米黄锅说：“当初，我奶奶就用这个给八路军摊煎饼。这可是我们的传家宝，好些人想买走，我都给拒绝了。”

    1941年秋末，日本侵略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万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部落”化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日本鬼子在密云实施的是‘四光’政策。为了不让八路军有补给，鬼子还会把所有的庄稼铲光。”林振洪愤慨地说。

    任连荣告诉记者，邓玉芬的家就在“无人区”内，敌人到处烧房抓人，强迫百姓迁入“部落”。邓玉芬和一些乡亲们誓死不进“部落”，躲进深山坚持斗争。草房被烧就搭窝棚住，窝棚被烧再重新搭起来，一个月内连续被烧七八次。家什用具和家禽家畜统统被抢走，很多人惨遭杀害。敌人的残暴没有使邓玉芬屈服，她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把老百姓和八路军分离，八路军是鱼，百姓是水，鱼离了水怎能生存？

    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邓玉芬叫丈夫又把在外扛活的四儿、五儿找了回来，参加村里的基干民兵，坚持“无人区”斗争。这年冬天山里格外寒冷，加之敌人“扫荡”频繁，出于安全考虑，丰滦密抗日政府动员妇孺老弱到山外投亲靠友，邓玉芬和丈夫这才带着六儿、七儿暂时离开“无人区”，借住到山外亲戚家。

    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

    “1942年的春天，邓玉芬一家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林振洪介绍，3月的一天，邓玉芬收拾好亲友送给的农具和种子，送丈夫任宗武先回山里安摊儿。没几天，噩耗传来，丈夫与四儿任永合、五儿任永安在百梯子不幸遭到马营据点日军偷袭，丈夫和五儿同时遇害，四儿也被抓走了!邓玉芬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悲愤交加，昏厥过去。

    父子三人一夜之间死的死，抓的抓，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怎能不悲痛欲绝！然而，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

    村里老人回忆，邓玉芬苏醒后，谢绝了亲友的挽留，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对他们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就这样，邓玉芬怀着对日寇的血海深仇毅然回到了猪头岭，拿起丈夫留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刨地播种。她只有一个念头，把丈夫和儿子的活都干出来，多打粮食好支援部队消灭敌人。

    这之后，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942年秋，大儿任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任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中；1943年秋，二儿任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而去世。

    面对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坚强的邓玉芬都挺住了。她眼里没有了泪，有的只是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和怒火。她笑得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每天都拼命地干，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样样用心干，从早到晚一时不闲。她对子弟兵更亲了，在她的心里，每个八路军战士都是她的儿子，都是她的希望。她盼望着六儿、七儿继承父兄的遗志，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44年春，敌人为了肃清“无人区”的抗日力量，再次进行疯狂“扫荡”，一连七天七夜搜山剿岭，百姓纷纷躲进深山。饥寒交迫中，为掩护乡亲们，七儿也不幸故去。邓玉芬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当即昏死过去。

    “虽然接连遭受失去亲人的打击，我三奶奶依旧顽强地生活着，她说自己一定要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后来，她又把老六送进了咱自己的队伍。”老八路任连荣含着热泪说。

    邓玉芬日思夜想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中国人民在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张家坟村村委会主任郑云龙告诉记者，鬼子投降后，邓玉芬来到亲人的坟前，眼含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大儿、二儿、四儿、五儿、七儿：“鬼子被咱们打败了，咱们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