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长董振堂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曾派人到上海寻找原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如前所述,刘伯坚于1926年夏至1927年6月曾在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在该军中享有崇高的政治声誉与威望。据后来萧劲光回忆,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他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西北军中老一点的官兵,很多人都认识刘伯坚。
党中央对第26路军也作过认真分析,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争取过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派王超为特派员,另调刚从中央军委兵运训练班结业的袁汉澄(血卒)、李肃到江西,打进第26路军,与73旅上尉刘振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成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第26路军中共特支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党员,自5月到11月,先后发展了赵博生、李青云、罗亚平等20余名官长士兵入党,并建立了干部支部和士兵支部。
同年11月底,王超奉命回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时因联络机关遭敌人破坏,被敌人逮捕,两份决议落入敌人手里,暴露了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南昌行营命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昼夜送南昌蒋介石行营惩处。接着,赵博生又收到南昌行营派飞机送来查拿“共犯”的手令及第26路军地下党组织的两份决议案,情况十分危急。赵博生、董振堂及特支成员召开会议,决定做好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的工作后提前起义。为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特支代表袁汉澄和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委派的代表卢寿春等分别到瑞金与刘伯坚联系,请示组织起义的事宜。卢寿春向刘伯坚转交了季振同等准备起义的信件,刘伯坚当即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了汇报。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写复信,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起义加入红军。
12月8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安排,刘伯坚等携带电台来到离宁都县城近百里的澎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继续和第26路军代表共同商量有关起义事项。期间,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就起义时间、办法、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写了第二封信。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军委决定将起义后的部队改编为红军第十六军,但季振同嫌这一番号名义太小,想亲自和刘伯坚直接商议。赵博生提出再次联名写信给刘伯坚,看看他的意见。季、董均表同意。收信后,刘伯坚立即给季振同、赵博生复信。
此信是刘柏坚经过精心策划写成的,实际上是为夺取宁都起义完全胜利的一个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就在于对季振同、黄中岳两人做足了文章,即准备给予起义部队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名义,委任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考虑到季、黄领导的74旅是26路军的6个旅中实力最强的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黄中岳是该旅主力第一团团长,74旅的兵权就操纵在季、黄两人的手中,这两人对宁都起义的成败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刘伯坚在认真分析了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在发动宁都起义的作用后,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坚定季振同、黄中岳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这就要消除他对起义后军队的编制、番号、前途和职务的顾虑。因此,刘伯坚在第二封信中就明确承诺由他转请中革军委委任季振同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工农红军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工农红军第14军军长,黄中岳为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此信坚定了季振同、黄中岳率部起义投奔红军的决心。
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第26路军指挥部宴请团以上主官,讲明形势和出路,当众宣布起义。第二天清晨,第26路军一万七千余人集结在梅江沙滩,撕毁了国民党的帽徽,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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