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唐路自己，则不顾列车仍在开动，连忙跳下车去，跌在路边的水沟里，当场昏厥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唐路醒来，又爬上了下一班车，顺利抵达镇江车站。然而抵达以后，他没有在约定的地点发现那几名日本人，急忙满大街寻找。他不知道，那几名日本人此时正在大街上惶惑不安地溜达着。突然，有人发现了犹如天降的唐路，不禁欢叫起来，大家十分兴奋。一群人抵达军部后，见到了后勤部部长，并受到后勤部门的热烈欢迎。为了表达对唐路的感佩之情，一位日本友人特地向唐路赠送了一枚玛瑙印章。后来，他们都参加了反战同盟。

    我也作诗称赞此行：八名反战日本兵，专司护送小交通。宪特盘查应对急，猛跳火车影无踪。失去向导异国人，踌躇镇江丢了魂。忽见唐路天外来，惊奇叫绝何其神。

    唐母情急吞照片

    1945年10月，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组成山东军区。还有一部分主力留在苏浙皖，组成华中军区。我们参谋部二科也一分为二，唐路随我北上，列编山东军区情报处。之后，我们把他送往山东大学预科学习，1946年6月，又把他转送到山东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元旦，16岁的唐路宣誓入党。在他学习结业时，鲁南地区正在激战。唐路一心想上火线，所以在结业大会上的发言也比较特别，一直喊着：“鲁南！鲁南！鲁南！”之后，他下连队，当了副指导员，随即前往鲁南战场。当时的中队原本有104人，战役结束时只剩下30多人，可见战争之酷烈。

    就在那时，军区情报处作出了一个决定：将唐路召回。这是当时的形势需要。军区需要委派人找回曾经失联两年多的江南情报人员，重组江南情报交通网。而最合适的人员，唯有当年的“小交通”唐路。于是另一名老情报员前往鲁南，将唐路带回军部。

    唐路当时有点想不通，我给他讲明道理：“战场需要战士，也需要情报干部。”

    而后，唐路立即奉命渡江南下，前往寻找抗战胜利后失联的二科情报人员。先后联系到上海的刘大庸、张馥馨、陈闻天、无锡的戴铭佑等。唐路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形势，传达了军部指示，要求他们坚持潜伏，注意敌情。但要做好掩护，切勿盲动，并拨给每个人一些生活经费，布置了一些工作。唐路则和战友在南京下关，开设了一家门店，以收购废钢为掩护，实际是为了便于监控沿江、沿铁路的敌方军事动态。

    正当情报网开始活跃之际，1948年5月，敌人突然来到唐家，抓捕了唐父和他的二哥。敌人最想抓的人，显然还是这个情报网的串联人唐路。这时，张馥馨来到唐家正准备上楼，唐母恰好在楼下洗衣服。张馥馨当即告知上面有埋伏，唐母趁敌人不备，果断吞下了唐路的照片，敌人一时间难以准确抓到唐路。两人也顺利脱险。原本寄居在唐家的一位战友的母亲，则转移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的唐路大哥家里。此时，刘大庸连忙派朱德照赶往南京，通知唐路立刻转移，唐路侥幸脱险。朱德照随后又赶往无锡，准备向戴铭佑报警，结果两人不幸被一起抓捕。

    《申报》 先后两次刊载了共产党上海联络站的消息。原来这次是徐州市委城工部派出了一批有策反任务的人员，与唐路串连的情报网发生了交叉，从而被敌人发现，导致重大损失。侦破唐路身份的是当时的保密局上海行动组。

    情报干部刘大庸脱险后，立即北渡南通，向华中区领导陈丕显作了汇报，而后电报军部。我接报后立即回电，嘱咐刘大庸立即返沪寻找和营救唐路等人。这时，唐父已经被释放，回到老半斋餐馆继续当厨师。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敌人“钓大鱼”的一次阴谋。刘大庸非常谨慎，自己没有出面，而是让父亲经常去老半斋喝茶用餐，打探唐路下落。起先，刘父多次向唐父试探却没有结果。

    而此时，唐路正隐居在凤阳路的老邻居冯国良家里，平时由当报童的冯国良与唐家人沟通消息。最后，唐父接到刘父送来的一张船票，写着从十六铺开往南通，某日上午10点开船。唐路得到船票后，无法判断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但此时已经别无他法，只能决定一试。

    开船那天，他提前赶到十六铺码头，在隐蔽处悄悄观察上船的人群。这时候，唐路看到了刘大庸，于是在开船的最后一刹那跳上了船。唐路下午到达南通，就有交通员来接他前往解放区。两人按照指示，北上山东返回军部。后来因苏北大水，通路受阻，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到达。

    1948年7月，两人回到军部，战友们都松了口气。一位山东大汉见到唐路终于脱险归来，激动地将他抱起来，泪流满面。

    拟策反吴淞炮台

    1949年春，淮海战役结束。华东局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扬帆，从华中军委打来密电，嘱咐我火速南下。当时华东局还在山东青州安家庄。我立即带着唐路等十余名干部乘火车抵达淮阴，见到了陈丕显等同志，接受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的使命。

    4月18日，我与4名团营干部在一个民兵班的掩护下夜渡长江。19日与要塞内部同志接上关系。21日凌晨，大军如期过江。我们扣押了要塞司令，起义圆满成功。

    很快，无锡解放。我们在荣家大院商讨下一步工作规划，决定趁热打铁，趁敌人还没摸清情况时，由我地下党、原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去上海策反吴淞炮台。唐路立即伪装成他的勤务兵。

    荣家派了一辆车，把他俩送到上海西郊。二唐在陆家浜下车，徒步向市区进发。虽然他俩身上穿的是国民党军服，号称从江阴突围出来，但还是被疑有诈，两人被抓了起来。

    当天夜里，趁敌人不备，二唐逃了出来，继续东行，途经漕河泾、周家桥等地，直至江湾地区。当时道路已被封锁，再也过不去了。两人决定过两天再闯江湾，但仍然无法通行。这时，蒋介石已经自己跑到上海督战，戒备特别森严。

    吴淞炮台的策反任务只能作罢。唐秉琳去了华山路的亲戚家，唐路则仍然去凤阳路冯国良处，一直待到上海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唐路跟我一起进入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即后来的政治保卫处工作。解放初期，敌特活动十分猖獗，唐路时任侦察组长，参加了许多大案要案的侦破，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立下了不少功勋。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光阴荏苒，算来我和唐路并肩战斗工作的时间，匆匆七十年矣。当年的小鬼唐路，现今也85岁了。13岁从军，投入抗战洪流，一步步走到今天。他曲折坚韧的人生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艰难的发展历程。我们正在老去，但一个和平稳定、光芒四射的社会正在展现。我们无愧，无悔。

    口述者

    简 介

    王征明192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38年参加八路军学兵队。1943年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上海解放初期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政保处副处长、处长，并兼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调公安部二局任职。1954年4月5日，曾是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扬帆助手的王征明被指控执行潘汉年、扬帆指示，先后两次入狱，在牢中度过了13年。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后，1983年公安部为王征明作出了最后的复查结论。回到上海后，任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调任市公安局咨询委员会委员，同年年底以正局级级别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