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麟阁青年时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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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北籍早期抗日英烈中，有两位同叫“麟阁”的爱国将领。相比卢沟桥事变中以身殉国的名将佟麟阁，洪麟阁的名字可能不那么为人所周知。

    从遵化乡间生活安逸的“阁四少爷”到察哈尔抗日军中的青年军官，从白面长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高校教师到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者——面对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当“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他被迫一再放下“教育救国”的理念投笔从戎，直至为国捐躯。

    洪麟阁，从一介书生到抗联司令，传奇人生的背后，正是民族危亡关头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父亲洪麟阁牺牲的时候，洪泽才3个月大。

    如今，77岁的洪泽已经满头银发。

    虽然说不上对父亲有任何直接的记忆，但向记者转述完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关于父亲的事迹后，洪麟阁最小的女儿洪泽语调陡然一沉：“我，特别理解我的父亲。”

    “人的一生总要选择个人的生活道路，我父亲，恰好是一个把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这种人，恐怕再有一百遍、一千遍，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

    “我回去换个阵地，继续抗日”

    82年前的那个夏天，洪麟阁最终选择了“辞职”。

    虽然此前一年，刚至而立之年的他刚刚被提升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法处长。

    “父亲原本只是一介书生，一度投笔从戎，后来又解甲归田，办报纸、办教育，频繁的身份转换都是为了找到救国的出路。冀东暴动后，父亲他们为抗联部队设计了蓝底白字的‘雪耻’臂章，他自己也是戴着这样的臂章殉国的。洗雪国耻，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强烈的愿望。”相比几乎从未与父亲相处的小妹洪泽，洪麟阁的次子、84岁的洪汶对父亲的印象更加直接和深刻。

    在洪汶看来，父亲洪麟阁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迫切地希望寻找国家贫弱、民众痛苦的根源和突围之道。“这是一个痛苦的求索过程。虽然父亲无论从事什么具体工作都表现出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常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本人感受更多的，却可能是处处碰壁、欲求救国而不得的痛苦。”

    1902年，洪麟阁出生在河北遵化地北头村一个满族中产之家，1921年升入地处天津的直隶法政专科学校。国内军阀混战贯穿了洪麟阁求学经历的始终，由于政局动荡，学校经常停课，洪麟阁借机走向社会，深入调查，和同学一道创办地毯工人临时医务所、工人“千字课班”，还成立起“天津青年勉励会”，并在1924年毕业后帮助“青年勉励会”创办起一所旨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平民学校。

    1927年，北伐期间，年轻的洪麟阁以文职身份来到河南省某县担任主管司法的“帮审”。当时驻县的冯玉祥部士兵中有人酗酒寻衅闹事，洪麟阁在掌握证据后，立即将歹徒关押，并特向冯玉祥致函申明原委。冯玉祥看过信后，对洪麟阁的依法处置非常满意。不久，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洪麟阁加入冯玉祥部取得军籍，踏上了第一次从军之路。

    初次投笔从戎，原名洪占勋的洪麟阁在填写履历表时为自己改名“冲霄”，寓意怒冲霄汉，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

    “虽然是书生出身的军法官，但父亲在冯玉祥部跟普通战士一样参加军事训练，摸爬滚打拼刺刀，并参加了著名的察哈尔抗战。”洪汶说。1933年5月，日寇相继侵占长城各口和冀东各县，平津、华北形势危急，洪麟阁随冯玉祥、吉鸿昌等率领的华北民众抗日同盟军进击侵犯察北的日伪军，收复一度失守的张北、沽源、康保等县城。

    然而，在日军的反扑和国民党军队的进逼之下，察哈尔抗战最终却以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告终，冯玉祥也被迫下野。就在冯玉祥离开部队前夕，洪麟阁找到冯玉祥当面请辞：“军阀混战，独夫拥兵，就是不打日本人。我回去换个阵地，继续抗日。”

    “父亲第一次投笔从戎，追求是停止战乱、救民于水火，可是非但救国理想不能实现，连自己的家乡冀东也逐渐沦为了日寇的实际控制区，他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行伍生涯中保持了知识分子本色的父亲，就这样选择了告别旧军人身份。回到家乡时，除了冯玉祥赐送留念的一口皮箱和一卷书画，他只带回了一张漂亮的雕花毛毯——那是纪念北伐胜利的嘉奖品。”洪汶告诉记者。

    如今，那张毛毯和那口长约一米、宽约70厘米、高约30厘米的皮箱仍静静地躺在遵化洪麟阁故居的陈列柜里，皮箱表面油渍斑驳、四角微微起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至洪麟阁牺牲时，这口皮箱一直被他用来盛装革命文件及贴身衣物。

    “为了抗日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必然”

    “凭借爷爷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冀东沦陷后他完全可以选择南迁或出国，是什么让他选择了留下、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呢？”洪麟阁的孙子洪熙生长在和平年代，是从父辈口口相传的追忆中了解祖父的，敬佩之余，他一直试图探究祖父当年的心路历程。

    1933年秋，洪麟阁辗转抵达唐山，受工商日报总经理马溪山赏识，出任报社总编辑。在此期间，洪麟阁旗帜鲜明地抨击时政，大造抗日舆论，报纸曾一度被当局查封，洪麟阁、马溪山等人都成了被告，被传到北京。公堂之上，洪麟阁慷慨陈词：“如今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引狼入室者为卖国，抗战图存者为爱国。我们报纸宣传抗日救亡，罪在何处？”

    1935年夏，洪麟阁应好友杨十三的聘请，进入位于天津的河北工学院任职，分管斋务科行政事务。由于筹办专供平民学生用膳、轮流帮厨的简易食堂“穷膳团”，他深得学生爱戴。然而，正是这一年，华北形势更加危急。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亡国’二字的切肤之痛。”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编审李成民告诉记者，就在这一年，已经越过长城实际控制了冀东的日方，索性唆使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管辖”，使冀东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之前父亲也有很多日本朋友，但这一次他彻底被激怒了。”当年洪麟阁在河北工学院的同事后来告诉洪汶洪泽兄妹，“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消息传来，洪麟阁没等把报纸看完，就在办公室里拍案而起，痛骂日寇“欺我太甚”！

    华北之大，再也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面对严酷的现实，洪麟阁不得不再次放下“教育救国”的理想。通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同天津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并从那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5年11月，包括我校在内的天津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洪麟阁依照党的指示精神参与了对宣言的审定”。在以河北工学院为前身的位于天津的河北工业大学校史材料中，记者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父亲是党外爱国人士，在那个年代，为了抗日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必然。”洪泽这样评说父亲在国难当头的第二次人生重大抉择。

    “李大钊对父亲的影响很深，可以说他奠定了父亲毕生追求的基调。”洪汶告诉记者，早在1921年底，洪麟阁在直隶法政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就和同窗好友结伴到北京，听过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的演讲。

    “察哈尔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进行的，促成察哈尔抗战的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就是共产党员。而父亲在唐山办报期间的老搭档马溪山，则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报社被查封停办期间，他们还一起组织、协助过唐山工人为增加工资、要求抗日的罢工……”洪汶激动地述说。

    1935年底，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天津学生立即响应，洪麟阁和杨十三一道组织了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洪麟阁不仅参加了12月18日上午举行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当路遇军警阻击时，还直接组织学生分成两队，统一步调齐声呐喊南北夹击。在他的指挥下，学生们最终冲破阻截，胜利会合，这才得以按预定路线行进。

    “按照毛泽东讲的打游击的办法，带起一拨队伍，发动武装跟敌人干”

    初见洪麟阁的照片，烈士的年轻和英俊令人惊讶。

    “父亲身高一米八，眉目清秀，当年在河北工学院担任斋务科主任的同时，也上讲台授课，尤其擅讲古典文学，《桃花源记》讲得最有名，不仅仅是在工学院本校讲，还应邀到南开大学讲，有一大批学生拥趸——大概就是你们今天年轻人说的‘粉丝’吧。”洪汶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父亲平时在家言谈中那些信口拈来却充满诗情画意的片言只语——“南来浭水自还乡，小燕山下是吾家”。

    而父亲留给洪汶最珍贵的遗物，是一张亲手为儿子拍摄的照片。

    照片中，正上幼儿园的洪汶歪着身子，露出一张笑脸，眼睛还调皮地撇向一边。“当时父亲在河北工学院任职，我家住在天津仰山公园附近的公寓，和杨十三是邻居。”洪汶指着照片中自己一身合体的制服和脚上穿的小皮鞋，“虽然我当时只有五岁，但从这样的日常穿着不难看出，那时候我们生活条件很不错。”

    1931年出生的洪汶，当时可能很难意识到，国破家亡的一天，已经近在咫尺。

    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平津。侵略者的飞机有目标地扔下颗颗炸弹，河北工学院顿成火海，所有建筑物夷为废墟。洪汶至今仍忘不了弥漫在工学院的大火和海河两岸聚集的无家可归的难民。

    很快，一群知识分子模样的人秘密聚集到了天津法租界滨江道吉泰大楼。他们是河北工学院代理院长路秀三、著名教授杨十三、机电系主任马澧、斋务科主任洪麟阁、工作人员连以农以及河北工学院校友赵观民、张秀岩等人。就这样，一群痛失校园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同仇敌忾发出心声：“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应该万众一心，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军！”因为成员以河北工学院师生为主，这个组织的公开名称被定为了“工字团”。

    此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共产党人李楚离、胡锡奎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洪麟阁作为党外人士、社会名流，被吸收为“天津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成员。1938年2月，洪麟阁带着中共河北省委以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名义发出的、组织发动冀东抗日暴动的指示，回到遵化县地北头村老宅，组织民众抗日暴动。

    “这儿原来叫‘大本营’。”如今，坐在自家炕头上，82岁的地北头村村民陈宝顺用手指着洪麟阁故居的方向告诉记者。虽然陈宝顺当时年龄小，对洪麟阁没什么印象，但“大本营”的叫法早已刻在了他童年的记忆里。

    1938年4月起，共产党人李楚离、马溪山和杨十三等工字团成员开始频繁出入这座“大本营”，筹划起义。从最初五六十人的队伍开始，短短三个月时间，洪麟阁部发展到了1000多人的规模。

    “那时候这边的南门都是关着的，他们走北边的大门，能过大车。”根据陈宝顺的描述，当时洪家的北门位于现在地北头村的一条主路上，因为土改时，洪麟阁的妻子肖雨村主动出让了一部分房屋，只剩三间小屋和两进小院，如今这处灰色的砖瓦平房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景象。

     “起义前，为了帮父亲筹措军饷，母亲把她陪嫁的金银首饰、银币全拿了出来。”洪泽说，自己的外祖父肖广福是位名中医，在玉田、北京、天津都有店铺。外祖父为人开明，不仅供三个女儿上大学，而且当年父母相爱时双方都早有婚约，但外祖父竟然没有反对，支持女儿自由恋爱。

    当洪麟阁召集完当地巨商豪绅筹款，专程赶到玉田县的岳父家时，老人家马上设法筹措了大批经费，还把自己唯一的小儿子送到洪麟阁的队伍参加抗战。同被亲人送入这支抗日队伍中的，还有洪麟阁大哥洪占宽的独子洪步余。

    根据杨十三生前的回忆，洪麟阁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全国抗日犹如干柴待燃，我们不仅要组织学生运动，更要按照毛泽东讲的打游击的办法，带起一拨队伍，发动武装跟敌人干，我就不信咱中国人收拾不了鬼子！

    “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有人对他说：你闹抗日，简直就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你碰得过吗？但是洪毫不动摇。”2015年4月24日，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为记者调出了陵园收藏的洪麟阁原始档案。一份纸张发黄的档案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这是上世纪80年代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李楚离为洪麟阁出具的证明材料。

    “冀东抗日暴动前夕，冀热边特委在丰润县田家湾子村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宣布正式建立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任副司令。同时组成三路指挥部，洪麟阁兼第一路司令。为加强党对同盟军队的领导，河北省委派往洪部指导工作的正是李楚离。”李成民告诉记者。

    “青纱帐起抗日去！”1938年7月6日至8日，武装起义先后在滦县洪北村、丰润岩口镇、遵化地北头等地相继爆发，这就是著名的冀东大暴动。“北起长城口，南至渤海湾，西起潮白河，东抵山海关，10万义军驰骋冀东大地，仅两个月，连克卢龙、迁安、乐亭、蓟县、平谷、玉田等县城，摧垮了除铁路沿线以外的大部重镇据点和遍布农村的伪乡政权。”李成民说。

    “小狼山战斗、堤（地）北头战斗、沙流河战斗、龙山战斗、封台战斗、玉田战斗、川洪峪战斗……”冀东陵园洪麟阁档案中，编号135、136页原始记录中显示的一场场恶战把记者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逢作战，洪麟阁身先士卒，像个排长似的，带着队伍往前冲……”

    在俘敌700多人、缴枪600多支的沙流河战斗中，年轻的洪步余为国捐躯。战斗结束后，面对乡亲的慰问，洪麟阁说，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能为国牺牲，是洪步余的光荣，“大家推举我们洪家人带头抗日，我们洪家人应当先以英勇献身作表率。革命就得流血，流血先由我们洪家开始。”

    一语成谶。

    1938年10月15日，根据我党派驻代表做出的冀东抗日联军退出冀东的决定，洪麟阁率部西撤，进驻蓟县台头村，缴获日军途经此地时运输的大批军火给养后，遭遇敌人疯狂反扑。身陷重围的洪麟阁对部下说：“这是一场恶战，要是死，咱们就死在一块，做个肉丘坟，绝不让敌人捉活的，要跟鬼子拼到底！”由于敌众我寡，洪麟阁头部和腿部负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