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军工部遵照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的指示，在山西榆社县韩庄成立总部修械所，担负修理我军损坏和缴获敌之枪械及生产弹药的任务。

    1939年7月，总部修械所搬到一个地形险峻山丘围绕的谷底小庄———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扩大修械规模，正式建成了我军的兵工厂，并很快发展为根据地内规模较大的军工基地，成为当时华北抗日根据地我军民武器装备供应的重要来源之一。它能够生产八一式步枪和子弹、五○炮(即掷弹筒)和炮弹，可以修理步枪和轻重机枪等武器。在生产量最高的月份里，月产步枪400多枝、五○炮50多门、炮弹3000多发。它的产品先后装备了16个团的部队和民兵，有力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实力。

    黄崖洞兵工厂被华北日军视为心腹之患。1940年10月26日，日军冈崎大队闯入黄崖洞，但被八路军守军击溃。1940年11月上旬，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奉彭德怀、左权之命进驻黄崖洞，担当起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重任。

    当时特务团有3个营(缺一个连)，1营有重机枪连，2营有重机枪排，团直包括司、政、供、卫与警卫连、通讯排、迫击炮排。特务团在进驻黄崖洞后，左权于1940年11月至1941年8月间多次来到特务团，全面地勘察了地形，精心具体部署了保卫黄崖洞防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最后指示特务团以黄崖洞为中心，踞险设防，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组织火力，组成由多阵地(防区)梯阶环状防御体系。更指示特务团：“严密设防，坚守阵地，以守为攻，机动灵活，不骄不躁，不惶不恐，沉着坚定，敌变我变，以静制动，勇敢战斗，杀敌制胜。”

    在团长欧致富，政委郭林祥的带领下，特务团着手开石、伐树、烧灰、筑碉、挖壕，加紧修筑工事。经过10个月的筑建，全面完成了防御工事，并演练各种战斗方案。

    1941年11月9日，黎城日军出动5000余人，向黄崖洞开始扫荡。11日，日军乘拂晓大雾，逼近黄崖洞特务团阵地。

    敌人用重炮、山炮、迫击炮等重武器由远而近轰击，企图引爆特务团埋设的地雷。炮击过后，日军又驱赶着100多只羊在前面踏雷，步兵、骑兵跟在后面。但由于特务团官兵早防着此招，在路面埋设的都是人踏马踩才响的“大踏雷”，结果羊安然通过，后面的敌人却踩响了地雷。

    日军又以工兵排雷，然后步兵多次轮番冲锋，都被特务团击退。特务团7连利用工事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并且组织神枪手，专打敌人指挥官。敌人无计可施，向7连前沿和纵深阵地施放毒气。团长欧致富和十几名战士不幸中毒，昏了过去。等欧致富苏醒过来，看见3营长戴着自制的防毒面具指挥战斗，部队已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原来敌人以为放了几十发毒气弹就没事了，便大摇大摆地扑上来。哪知特务团战士防毒及时，中毒的人很少，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在战斗中，七连17岁的司号员崔振芳，连续向敌群投掷手榴弹120多颗，以致右臂都肿了起来。敌人从正面攻击未逞，就改以水窑之断桥隘口为主攻方向。8连连长彭致海等12个共产党员，分设3个点，构成一个火力网，让敌人始终无法突破。为了配合战斗，团里把仅有的12发炮弹，准确地射向敌人，使敌人遭到重大伤亡。

    在战斗间歇，左权直接挂电话到3营，询问团长欧致富的情况。当听说欧致富中毒时，要欧致富到后方医院去治疗。欧致富急忙争辩说：“根本不存在不行的问题，冲锋不行，指挥还行!”左权听后提醒欧致富：天快黑了，敌人“收尸队”要出动了。欧致富便命令战士们准备好滚雷、手榴弹，不久敌人果然前来收尸，被滚雷、手榴弹炸得鬼哭狼嚎。

    15日上午，敌人兵分3路，一路从正面强攻，一路从右翼包围，一路从左翼搭人梯爬断崖，妄图直取水窑口特务团的核心阵地。团部特派干事宋得海赶到战场指挥。战士们见敌人架起“人梯”向上爬，把几颗地雷扔了下去，顿时把敌“人梯”炸毁了。

    16日下午，日军企图以炮火压制特务团火力，然后以喷火器烧毁水窑口核心工事。顽强坚守阵地的勇士温德胜，打到最后只剩一颗手榴弹，就举起正在冒着青烟的手榴弹冲入敌群。敌人在付出巨大伤亡后终于攻占了水窑口核心工事，但仍处于特务团部署在周围的火力控制之下，无藏身之地，至黄昏时不得不撤回原地。

    17日，为全部控制黄崖洞的制高点，敌人分多路从正面攀登悬崖实施奇袭，少数从右侧登上了1650高地。我2营5连1排长赵登猛率领战士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战士李天光专门对付攀崖偷袭的敌人，一人就用刺刀杀敌10余人。

    18日，敌人企图攻占1营防守的2008.5高地。在此坚守的1营机枪连英勇奋战，机枪班长李吕标一口气就发射出子弹480多发，击毙大量进攻之敌。机枪手帅二保凭借有利地形，灵活变动射击方位，与敌周旋。当敌发现他后，曾组织3门炮对付他的一挺机枪，但均被他机智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