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战斗太惨烈了！”据毛山当地百姓回忆，战后流水为之变蓝（抗日救国军军服由芦苇烧成灰后熬水染成），地上的血痂经太阳曝晒翘起一指头厚。

    “我奶奶一辈子都记得我爷爷最后离家的那一刻。”孙团营说，奶奶当时32岁，“在孙杖子家门口，爷爷骑上马要出发，我大姑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他没有回答，转过头对奶奶说：‘把几个孩子好好经养着，别让他们当亡国奴。’”

    这一别成为永诀。一支在伪满西南“国境”与关东军、伪满军警浴血奋战了近一年半的农民抗日武装，从马蹄峪、洪山口长城入关，到最后血染毛山，仅仅十天时间。

    事实上，从1934年8月开始，伪热河公署就多次用各种办法招抚孙永勤，孙永勤的回答却是：“中国人不缺鬼子的官做，不叫我抗日，那是妄想！”

    一再被拒绝后，恼羞成怒的日军于1935年2月开赴黄花川一带疯狂“围剿”抗日救国军。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永勤率部有计划突围。4月他们转战到承德县老梁山。这天夜晚，部队被千余日伪军包围，激战一昼夜，击毙日伪军几十人，突围过程中，孙永勤腿部不幸负重伤，抗日救国军也伤亡很重。

    之后，日伪当局步步紧逼，从西、北、东三面形成合围态势，使抗日救国军本来就困难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化。“山区物资少。”当地很多百姓回忆，“他们没有粮食，经常吃不上饭，枪弹无法得到补充，5月天战士们还穿着棉衣。”

    也许，孙永勤也知道前路艰险，但是为了解决军需补给，跨越长城进关成为救国军唯一的出路。

    从马蹄峪、洪山口长城进关后，转至柴户场、秋花峪以西，茅山沟的东北一带山地的孙永勤，面对包围之势，确定分两路突围。孙永勤率直属队，沿毛山南麓进发，意欲奔片石峪，出马蹄峪。

    5月23日，行至三里店北山根时，接到驻遵化保安队大队长吕振江捎来口信说“日军将要发起总攻，你们得快走”。但前面山梁上有数名民团人员正在换岗，派人去联系借道，他们说“负不起责任，不敢答应”。孙永勤不愿与民团发生正面冲突，于是率救国军返回吴家沟。

    23日晚，一夜的雨，缠缠绵绵，似乎对即将发生的事有无尽的忧伤。

    “5月24日那天清晨，孙永勤是从我们家门口直接上的毛山。”刘宝全清楚记得父亲的多次讲述，“日本鬼子进了吴家沟，将他们逼到毛山。他们到我家想喝点水，吃点饭，下边立刻有通信员上来报告：‘赶紧走，黄豆皮子（日本兵）就在后边追着呢！’当时日本兵离这也就一二里地远。孙永勤负伤了，原来他骑着马，爬山走不了了，找了两个椅子，绑在一块，四个人抬着上了山。”

    天亮时，日本兵包围了毛山，一场血战开始了。四面山头都架了炮，炮弹雨点儿般投向毛山主峰。天上有三架飞机，其中一架被救国军击中，落向潵河桥。“下面到处是机枪，就在我们家下面山沟那儿就有两挺。”刘宝全的父亲亲眼目睹了那场战役，“那火力忒猛，两挺机枪打完了，地上一麻袋多空壳。”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阻击，救国军的弹药越来越少，而敌人火力越来越猛。“孙永勤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据活下来的战士回忆，当时激战中的孙永勤强撑站立起来，向阵地上的将士们说：“弟兄们，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战，宁死也要跟小鬼子拼到底！”此时，敌人机枪凶猛地扫射过来，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历史在这一刻浓缩凝结。据资料记载，孙永勤率领的抗日救国军在对日作战的一年半时间里，与日伪战斗200余次，攻克敌人据点100余座，歼敌数千人。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高度赞扬了11位誉满全国的民族英雄，孙永勤的名字赫然在列。

    同样的夏日煦暖，映照着不一样的历史尘烟。看着毛山脚下，村庄静谧，炊烟袅袅，这一派安然似乎在告慰英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