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覃（1905—1935），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毛泽东之弟。1921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赴广州，曾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和广东区党委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书记。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是年冬被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1928年初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后奉命带队参加接应朱德、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同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1930年1月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第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省瑞金县（今瑞金市）安治乡黄鳝口大山中作战时英勇牺牲。

    奉命赴闽西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有两大主力：一是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下属红二十四师及各游击队，在江西境内；二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领导的福建闽西红军和游击队。

    1934年10月长汀县城失守后，福建省党政军机关从原驻地长汀城随即迁移至闽西四都山区。占据苏区的反动派，一面调派重兵寻找尾随红军主力部队，一面下令部分“围剿”部队掉过头来搜寻留守苏区的红军部队。蒋介石叫嚣三个月内全歼红军。他任命卫立煌、李默庵为驻闽第十绥靖区(闽西)正、副司令官，指挥8个正规师和部分地方保安团等反动武装共10万余人，于1935年1月对闽西留守红军和游击队进行首次联合“清剿”行动。

    国民党军了解到红军虽善于打运动战和游击战，但存在重型装备缺乏、资源匮乏的弱点后，便以绝对优势兵力，构筑封锁线，每向前推进一步就筑垒、修栅、建碉堡，设置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长期围困，企图达到不战而歼之的目的。

    当时，中共福建省委、军区及其直辖部队有4000余人，全部转移到四都。这本身就是个错误。四都乡是丘陵地区，一无天险，二无坚固的屏障，区区几千人，装备简陋，根本抵挡不住国民党的十万大军。万永诚不顾敌我力量悬殊，也不避敌锋芒，反而命令将士构筑工事，采用硬碰硬的作战方式，与敌人进行正面交锋。尽管红军和游击队将士个个奋勇作战，但仍然是寡不敌众，无法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锁线。后来，只有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所部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100余人，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福建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福建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率剩余的闽西红军和游击队约2000人仍被国民党军重兵围困在四都乡一带。

    此时，万永诚仍一意孤行，率省机关和所辖独立第十九、二十团等剩余部队，退至长汀、上杭、武平与江西瑞金交界的四都山区一个狭小地带等待敌人再次进攻，企图打一个歼灭战，来挽救当时的不利局面，重振将士士气。他的这一做法，立即遭到张鼎丞等人的反对。张鼎丞为了红军的前途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生命，据理力争，建议改变战略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扭转不利局势。但万永诚等人不重视他的建议，只给他一个省委特派员的名义，让他回龙岩、永定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万永诚率福建省委机关及所部约2000人，又整整苦战了几个昼夜，损失惨重，队伍一下子锐减到600余人。最为可惜的是，福建省委唯一的一部与上级联系的电台也在激战中被国民党军炮弹炸坏。至此，福建省委失去了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等人的联系。

    由于联系的中断，身处江西于都宽田的苏区中央分局领导项英、陈毅等，也同样无法知晓福建省委的情况。当时，苏区中央分局急需尽快将红军中年老体弱的干部转移到上海治疗，因此福建经香港通往上海的地下交通要道是否畅通，关键在于福建省委能否生存。

    1935年2月中旬，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留守红军大规模“清剿”刚刚结束，项英等立即决定派遣有较丰富山区作战经验的毛泽覃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往闽西，去找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一是传达中央书记处和苏区中央分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二是了解福建省委当时的处境，三是让毛泽覃前去指导工作，开展游击战。项英还任命毛泽覃为福建省委秘书长。

    毛泽覃带领队伍成功突围后，途经于都南部的禾丰、会昌的白鹅，几经周折到达闽西，终于在四都山区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等会合了。

    正确建议遭到万永诚的拒绝

    1935年3月底，国民党军对苏区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又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清剿”。这一次与上次完全不同，国民党军成立两省（福建、江西）联合“清剿”指挥部，统一部署，统一行动，不分防区，相互配合。不但在交通要道上筑起“铜墙铁壁”，还将一个个游击区分区割裂，逐一围困封锁，沿封锁线修筑碉堡、炮楼，搜山、烧山、投毒、围困一齐上。福建省委机关在四都山区先后辗转了许多地方，形势日益恶化。

    毛泽覃、罗化成等人曾向省委、万永诚建议：放弃规模战役，立即将部队分散，编成几个支队进行游击战；队伍越小，机动越灵活，隐蔽就越方便；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实力，等待红军主力部队回来，不能再作无畏的硬拼、无畏的牺牲。

    尽管毛泽覃是苏区中央分局直接派来的主要领导，且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又受过游击战训练，但是，他的正确建议又一次被万永诚拒绝。

    部队仍然集中行动，坚持死守四都乡一带。集中行动，目标就大。红军不断与国民党“清剿”部队发生激战，不断地突围，但总是每每无果。由于万永诚和少数省委领导的固执，多次错过突围机会，还白白葬送了许多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生命。加上国民党重兵围困，物资极度缺乏，因而士气十分低落。

    在这种情况下，万永诚不得不同意在当地一个叫腊口的村庄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最后，会议决定：将部队分散成多个小队，以游击的形式活动。为此，部队和省委机关幸存的不足300人实行战时编制，成立三个游击支队：第一支队由龙腾云任队长，第二支队由罗化成任队长，第三支队由毛泽覃任队长，计划向武平、永定、龙岩方向突围。

    毛泽覃率领的队伍，第一次选择在会昌田心突围。田心是江西省会昌县的一个小山村，与福建省武平县大禾乡相邻，这一带相对偏僻，无交通要道，人员稀少，以前这里敌人部署的兵力不多，突围后能直插到禾丰，与项英会合。福建、江西两省国民党军联合行动后，这里已有重兵把守，再无法撕开一道口子。第二次在腊口分水坳突围，也没成功且遭受惨重损失。

     到4月初，三支突围部队均没能突围出去，部队只剩下100余人了，仍处在长汀腊口敌人的包围圈之中。万永诚再一次决定：由万永诚、龙腾云率一部向武平方向突围，毛泽覃率领一部向会昌方向突围，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与廖汉华（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率领一部向长汀濯田方向突围。万永诚临行前嘱咐：突围出去的部队，不论条件多么困难，都要继续坚持斗争，等待主力回来。

    4月10日，万永诚、龙腾云率领五六十人突围到达武平、会昌边境的梅子坝山区，但很快又被国民党军第八师陶峙岳部一个团包围。部队浴血奋战，打退国民党军数次冲锋。至11日，终因弹尽粮绝，万永诚、龙腾云及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

    吴必先率领的队伍，只突围出去少部分人。吴本人虽有幸突围出去，但在濯田的美溪村因叛徒告密被捕，后被杀害于九江。

    毛泽覃率领的队伍向会昌方向突围不成后，只好沿武夷山分水岭一路北上。也只有北上，才能摆脱敌人的追兵，才能找到下一个突围口。

    这时，摆在毛泽覃他们面前的主要困难是补给，多日的恶战，战士们早已弹尽粮绝，精疲力竭了。他们转移到归龙山一带，归龙山是武夷山脉中的一座比较著名的主要山峰。在半山腰有一座寺院，历年香火旺盛，信士遍布两省四县。本来，毛泽覃与幸存的红军战士可在这一带稍作休整，但尾随在后面的敌人紧追不舍。这时，他们根本没有硬拼的本钱了。归龙山不能久留，他们只得沿武夷山分水岭继续向北行进，寻找突破口。一天，他们来到国民党军“清剿”区的腹地——瑞金县安治乡境内的黄鳝口大山中。

    英雄长恨，血洒红林

    黄鳝口与福建省长汀县四都乡仅一山之隔，是瑞金县的南大门，也是瑞金通往福建、广东的交通要冲。1929年2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就是从瑞金安治乡的黄鳝口进入福建，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覃曾经几次路过此地，对黄鳝口一带相对熟悉。

    对于国民党军而言，黄鳝口是一处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早在1934年12月以前，黄鳝口就已驻扎了国民党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七十二旅一四三团一整团人马，团长叫汤季楠。汤季楠奉命率领本部驻扎在安治乡一带“剿共”。他将一四三团分散驻扎在各村，征集民工修筑碉堡，在闽赣交界的交通要道上则特别安排了瞭望哨，隐蔽在山头树丛中瞭望，观察来往的可疑人员。为了配合两省联合“清剿”红军、游击队，他们还强行将分散在黄鳝口村内二十几个小村庄的村民，全部驱赶到山外。

    在毛泽覃率领突围的红军战士来到黄鳝口大山时，原活动在这里的游击队因国民党军的联合“清剿”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据以前一些被“清剿”下山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回忆：红军被“清剿”、被俘虏事件，很少发生在大山深处，99％都发生在封锁线附近。而毛泽覃的牺牲地黄狗窝，却远离封锁线，位于黄鳝口大山的腹地，这说明毛泽覃一行人早就被国民党军盯上了。毛泽覃他们从闽西来，进入黄鳝口大山，说不定进入的是敌人早已布控好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