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

    凌升 又名福贤，字云志，达斡尔族，1886年生于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原索伦右翼正黄旗)，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1917年协助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平定巴布扎布残部色布精额之乱，收复海拉尔。伪“满洲国”成立后，凌升虽然任“兴安北省省长”，却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多次表示不满，并进行了抵制。1936年4月14日，在海拉尔被日本宪兵队逮捕。4月24日，日本关东军以反满抗日、里通外国、密谋反叛等罪名将凌升处死，时年50岁。

    小故事

    访问日本

    凌升有一次作为伪“满洲国”的地方大员到日本访问，日本人宴请他时，在宴会上凌升吃了一道菜，肉很特别，就问是什么肉，翻译告诉他是田鸡，凌升很奇怪，没听说过还有田鸡这种动物，翻译告诉他田鸡就是癞蛤蟆，凌升大怒，站起来把筷子一摔，大骂日本人糟蹋他。

    日本人请他参拜天照大神，他不去。说：“我不信你们那个神，也不进你们那个庙，我这次出国考察主要目的是游山玩水。”于是日本人就请他去看动物园。参观动物园时有一个节目，是由一个高大的猩猩后腿站立起来，欢迎着远来的客人，并同每个客人握手。众人都上去握了，凌升则厌恶地走开了，随同的日本官员劝他别惹麻烦，他说：“什么握手？它伸出的那东西叫爪子，你难道连手和爪子都分不清吗？”

    轰动中外的“凌升事件”

    1936年4月初，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宪兵队将凌升及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警务厅长春德等二十余名高级官吏逮捕。在宪兵队凌升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供出一个通苏通蒙同伙的名字，一人承担了所有“罪名”，随后凌升等人被押往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即长春)。1936年4月24日，经日本关东军军事法庭审判，以“通苏、通蒙、反满抗日罪”在新京南岭刑场将凌升等四人处决，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凌升事件”。

    “凌升事件”让溥仪感到幻灭的滋味

    溥仪《我的前半生》节选：

    日本关东军在决定帝制时正式告诉我不是恢复清朝，在“登极”时不准我穿龙袍，在决定“总理大臣”人选时根本不理睬我的意见，我就该明白了我的“尊严”的虚假性，但是我却由于过分“陶醉”，竟没有因此而清醒过来。使我开始感到幻灭滋味的，还是“凌升事件”。

    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原为张作霖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署顾问。他是在旅顺的“请愿代表”之一，因此被列入“建国元勋”之内。事件发生时他是伪满兴安北省省长。1936年春天，他突然遭到了关东军的拘捕。拘捕的原因，据关东军派来的吉冈安直说，他有反满抗日活动，但是据佟济煦听来的消息，却是他在最近一次省长联席会上发过牢骚，以致惹恼了日本人。据说他在这次会上，抱怨日本关东军言行不一，说他在旅顺时曾亲耳听板垣说过，日本将承认“满洲国”是个独立国，可是后来事实上处处受关东军干预，他在兴安省无权无职，一切都是日本人做主。开过这个会，他回到本省就被抓去了。我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半年前我刚刚与他结为亲家，我的四妹与他的儿子订了婚。我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要找关东军说说情的时候，新任的司令官兼第四任驻“满”大使植田谦吉先找我来了。

    “前几天破获了一起案件，罪犯是皇帝陛下认得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他勾结外国图谋叛变，反对日本。军事法庭已经查实他的反满抗日罪行，宣判了死刑。”

    “死刑？”我吃了一惊。

    “死刑。”他向他的翻译点头重复一遍，意思是向我说清楚。然后又对我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杀一儆百是必须的！”

    他走后，关东军吉冈安直参谋又通知我，应该立刻跟凌升的儿子解除四妹的婚约。我连忙照办了。

    凌升被处决时，使用的是斩首之刑。一同受刑的还有他的几个亲属。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日本人杀害的显要官员，而且还是刚跟我做了亲家的。……关东军衡量每个人的唯一标准却是对日本的态度。不用说，也是用这统一标准来看待我的。想到这里，我越发感到植田“杀一儆百”这句话的阴森可怕。

    日本人印发秘密手册

    凌升等人被处决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制定印发了一个《日本人服务须知》的秘密手册，发给在伪满的“日系”官员人手一册，内分30条。手册的第一条就规定：“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并称“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第九条称：“要善于体会满洲国政府单设一个蒙政部，划分兴安区的重要意义。蒙古人是我满蒙政策的宠儿，满洲国内约有百余万人，他们与外蒙有亲戚血缘关系，容易与赤俄发生联系，特别要提高警惕，发现异端分子严惩不贷，如处置凌升那样”。“凌升事件”在当时伪满政权的“满系”官员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关东军借处决凌升威慑了自伪满皇帝溥仪以下大大小小的伪满官员，使他们对日本人更加驯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任由侵略者摆布。由此可见，处决凌升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次行动，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奴役东北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