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升，达斡尔族，莫日登氏，生于1886年，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原索伦右翼正黄旗)人，是清末蒙古都统贵福之子。他自幼勤奋好学，少年时便以文采飞扬而脱颖而出。《呼伦贝尔志略》中称此人“志量豪迈，英风伟略，冠绝一时。”他为官半世，数载殚精竭虑。他掀开了日本法西斯一张张阴险毒辣的底牌后，搁置了“力保一方平安”的狭隘的地域意识，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抗击日本侵略者。

    平定色布精额之乱

    1917年，由日本人扶助的“满蒙独立”勤王扶国军司令巴布扎布的“副统领”色布精额，率领二千余人攻占了海拉尔，废除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成立了亲日的“提督府”。在此危急时刻，年轻的凌升组织了各族牧民联军，在副都统胜福的领导下，收复了海拉尔，把色布精额匪帮驱逐出呼伦贝尔，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向呼伦贝尔地方的政治渗透。

    在呼伦贝尔人与匪帮的抵抗过程中，一直被年逾七旬的老胜福安本看中的笔帖式（秘书）凌升，几乎成了呼伦贝尔的顶梁柱。后来，凌升又陪伴老安本叩求于张作霖、段祺瑞，恳望协助出兵，收复家园，但因军阀们已经探知色布精额武装由日本扶植，皆推诿搪塞。胜福安本悲绝之际，凌升主动向胜福安本提请担当特使，只身前往哈尔滨，与沙俄驻中东铁路护路军鲍尔金斯基将军会晤。凌升在谈判中灵活得体，很快与俄方达成了联合消灭色布精额扶国军、收复呼伦贝尔的军事协议，与鲍尔金斯基拟订了联合进攻扶国军的时间和周密详细的军事计划。安抚好流亡的胜福安本后，凌升马不停蹄，返回已经沦丧了的家园，走遍陈巴尔虎旗、索伦右翼正黄旗、额鲁特、伊敏、辉河、新巴尔虎左翼旗和右翼旗，串联呼伦贝尔各族的力量，终于向色布精额匪帮讨还了血债。

    在平息匪乱的过程中，凌升显示出非凡的组织和指挥才能。

    苏炳文赠给凌升“铁血救国”袖章

    凌升为人性格倔犟，敢做敢当，凡事注重民族关系和地区特点。在任期间主张重牧方针，采取保护牧场和林区等措施，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推进的殖民统治政策，努力维护当地各族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凌升通过地下组织进行抗日活动，致使日本关东军在满蒙边境武装冲突中屡遭失败。

    1920年以后，因收复呼伦贝尔功勋卓著，已升任呼伦贝尔安本两厅帮办的凌升，又先后出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咨议、全蒙联合总会副会长、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北京政府参议，被封为辅国公。凌升自担任上述职务后，强调民族地区特点，主张重牧轻农方针。他建议东北地方当局采取措施，约束关内农民无节制移人，制止军警廉价征购大批役畜和畜产品。1928年，凌升又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

    1929年冬发生中东铁路事件，1930年1月中苏达成停战协议，苏军撤退前其驻海拉尔司令部布勒基尔将军与凌升多次会晤，双方达成反日同盟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凌升一度对亡清复辟，成立伪“满洲国”抱有幻想，赴旅顺拜见溥仪，并参加了一系列“满洲国”的“建国活动”。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凌升的幻想，凌升在任兴安北省省长期间，耳闻目睹了日本殖民主义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动的奴化政策，逐渐地由幻想到抵制，进而走上了公开的反抗道路。

    1932年10月，爱国将领苏炳文(时任黑龙江省哈满护路军司令)在海拉尔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坚持抗日，逮捕潜伏的日本特务，搜查日侨住宅和商店，决心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凌升代表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给予支持，拒绝日本驻海拉尔情报军官寺田大佐要求避难的请求。后来苏炳文率部撤入苏联境内之前，留给凌升机枪2挺、步枪45支及数万发子弹等军火，并赠给凌升一幅亲笔书写的“铁血救国”袖章，以激发凌升抵抗日寇的热忱和保土安民的责任。

    公开反对日本的殖民政策

    1936年3月在伪满蒙政部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会上凌升公开反对日本侵略者一些殖民政策，诸如土地国有，日籍人士任伪满官吏，把日语作为伪“满洲国”国语以及把蒙古地方行政分为四个兴安分省等。

    这次会议的核心是由兴安各省呈报详细的“土地奉上”计划，核准后形成决议，以“国务院”蒙政部名义颁布实施。各省省长会前受到凌升的激励和鼓动，觉得有了主心骨，在会上个个板起面孔，默不做声。凌升连一份“土地奉上”的草拟提纲都没有。气得日本人把桌子拍得山响。日本人逼着凌升必须表态，凌升把桌子拍得比日本人还要响：“请问何为‘土地奉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除非遭遇侵略和胁迫，谁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奉上？满洲国是大清国的延续，日本当局也一再向国联承认并重申这一点，可它既然是一个有自主主权的国家，怎么竟连土地的自辖权都没有？呼伦贝尔也好，兴安北省也罢，是世界上最纯净的天然草原啊，一旦被强行农垦拓耕，很快就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大面积沙化，……本省长现在就可以阐明态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省长有责任早该为此表态了，这也是我省无法接受土地奉上政策的根由。”凌升的话逻辑清晰，举座皆惊。

    “再有，下面的话虽不在本次会议讨论之列，但也确属各蒙事机构监管范畴。”凌升似乎预感到以后公开讲话的机会兴许不会再有了，索性直指要害：“以日语作为满洲国的国语，这是典型的文化侵略。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在这里，我们世代重视自己的教育，可你们逼我们的孩子学习日语，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强行从精神上对中华民族彻底征服吗？”

    凌升的语言像离弦的响箭，所向披靡。“你们又把东蒙打碎分成了四个省，这是企图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表面上看，皇帝、大臣、地方官都是满洲国人，实际上你们日本人一手遮天独揽大权，你们随意杀人、逮捕、横征暴敛，而满洲国却成了傀儡政府，我们也成了傀儡政府的傀儡官员，当这样的官员是可耻的！”

    凌升的控诉和进攻性话语，改变了四省省长联席会议关于“土地奉上”的落实方向，彻底揭露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

    几年来，凌升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获悉了大量的高端情报，掩护了很多抗日志士和苏联情报人员。

    被捕入狱遭受酷刑

    1936年4月初，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宪兵队将凌升及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警务厅长春德等二十余名高级官吏逮捕。

    凌升对自己遭遇逮捕似乎早有预料，表露出的镇定和鄙夷的神情使日本人甚感意外。宪兵队长北川立即受命审讯凌升。凌升坦然地认可了所谓罪行中的六点：一、反对了日本人的侵略政策；二、反对了“分割东北”的大日本政策；三、反对了日本人强行推行的“土地奉上”；四、反对了以日语做国语；五、反对日本人肢解东蒙为四省；六、反对了日本人将溥仪“傀儡化”政策。凌升重申：“这些被你们既定了的所谓罪行，都是我以往在会上公开讲过的话，有的甚至是我至今也一直在质问你们的。”北川将手里的香烟按进了烟灰缸：“奉劝你不要太嚣张，我见得最多的就是像你这样从刑讯室那扇门挺身走进去，再屈膝爬出来的家伙!”

    “那你们就试试吧。”凌升平静而又斩钉截铁地回应。

    关东军的行刑室里酷刑很多。上大挂、灌辣椒水、灌洋油、抠指甲、电击火烙，一个流程下来，什么样的铁汉也会被折磨得皮开肉绽、生不如死。

    从审讯室里，不断传来行刑队员穷凶极恶的逼供声、拉动铁链的铿锵声和摧残筋骨的磕打声、烫烙躯体的哧啦声，潮湿的血腥和皮肉焦灼的气味，沿着透气不畅的走廊，飘荡而来。给凌升施受酷刑的时间和强度，早已超出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了。北川格外留心地辨别着，但是没有传来他期待的惨叫声和哀求声。北川吆喝着魔鬼般的打手们，动用了各种刑具，变换着灭绝人性的花样，一遍一遍地给凌升施刑。

    酷刑过后，凌升健壮的身躯已变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他总是百折不挠地强调：“别人无罪，我的‘罪’我一人抵，不要牵涉无辜者。”

    “我不会跪的，快砍吧！”

    1936年4月22日，“满洲国”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兴安北省省长凌升。日本关东军做出判决：……凌升，反满抗日，里通外国，密谋反叛，从事多项间谍活动，罪名成立，现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凌升被杀害前，关东军发表了《凌升私通苏俄内幕》的“记事解禁”，还试图在监听中得到一些意外收获，准许凌升家人前往“新京”宪兵队司令部监狱探视。临别前，凌升长跪在地上，满含深情地叩拜了老父贵福。凌升在狱中曾用满文书写下千余字的遗嘱，大意为：我被日本人所害，是因为我维护了呼伦贝尔的利益，故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和仇恨……

    1936年4月24日，“新京”细雨绵绵，天空阴云密布。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被押往“新京”南岭刑场。

    日本人将方圆几十公里的一大片丘陵地带用铁丝网围住，全副武装的关东军将刑场戒备得森严恐怖。但今天的戒备更不同于往常，就被捕前的身份而言，“满洲国”“建国”以来，还没有这么高级别的官员，而且还是皇帝的亲家，被日本人明目张胆地斩首。

    尽管镣铐铿锵，凌升却是昂首挺胸，一脸从容。他的眼神不曾在任何一个日本人身上停留，包括已经领取了拭刃毛巾的刽子手。凌升放眼环顾刑场以外，表情如同在视察呼伦贝尔的家乡，俯瞰着那万马奔腾的茫茫草原……

    监斩官宣读了执行书，随后行刑官指着一块地势低洼的空地，大叫道：“跪下去!”

    “我不会跪的。”凌升信步走下洼地。他将目光瞭向天空，确认了一下呼伦贝尔的方向，然后，按照达斡尔民族的习惯，笔直地盘膝坐了下去。

    监斩官问凌升：“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凌升遥望家乡，清晰地回答：“没有。”

    监斩官被凌升的从容震撼了。“需要戴覆面罩吗?”他问。

    “不要!”面带冷笑的凌升，看了那黑色的覆面一眼，摇头时，肩膀丝毫没动。

    “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没有。快砍吧！”这是凌升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本文部分资料选自刘长庆著《民族英雄凌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