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890年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1935年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3月，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率领一个医疗队来到中国，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出入火线，积极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最终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事业。

　　最后的岁月

　　1939年10月中旬，为了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募集经费和药品，白求恩准备回国一次。中共中央和聂荣臻同意了他的请求，军区卫生部特地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正在这时，日军调动了5万兵力，对北岳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推迟回国。10月下旬，他带领一个医疗队，从唐县出发，赶往滦源摩天岭前线，在离前线只有3.5公里的孙家庄停下来，将手术室设在村外一个小庙里，抢救伤员。

　　10月28日下午，白求恩正紧张地做着手术，哨兵报告说：“敌人从北面包抄过来了！”但白求恩决然地说：“再添两个手术台，加快速度！”20分钟后，只剩下最后一名受伤的战士朱德士。这时枪声四起，子弹呼啸着从头顶掠过。哨兵再次催促：“白大夫，你一分钟也不能停留了！”

　　躺在手术台上的朱德士也挣扎着恳求：“白大夫，不用管我，你快走吧！”白求恩却坚决地说：“不，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力将你留下，你是我们的同志！”

　　朱德士的大腿粉碎性骨折。为加快手术速度，白求恩把左手中指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其间，碎骨刺破了他的手指，他迅即把手指伸进消毒液里浸了浸，又继续手术，直到缝完最后一针，才跟随担架转移到村后的山沟里。10分钟后，敌人冲进了孙家庄。

　　第二天，白求恩手指上的伤口发炎了，他忍着肿胀和剧痛继续医治伤员。

　　11月1日，白求恩准备转移时，从前线送来一名患颈部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这属于外科烈性传染病。白求恩不顾劝阻，立即进行手术抢救。为保证他的手术安全，医生特意给他拿了副新手套，可是就在白求恩为伤员纵横切开伤口时，手套被手术刀划破，带伤的中指受到致命的细菌感染。

　　无情的病毒侵蚀着白求恩的血液，高烧像火一样炙烤着他。可他仍不顾战友的劝阻，继续随医疗队向火线开进。从11月2日到6日黄土岭战役前夕，他为伤员做手术13例，并写了治疟疾病的讲课提纲。其间，白求恩的手指感染加重，肿胀得比平时大两倍，但他却说：“不要担心，我还可以照样工作。”他不顾伤痛，发着高烧，坚持留在前线指导战地救护工作。

　　11月7日，黄土岭战斗打响时，白求恩的病情已日趋严重，肘关节下发生转移性脓疡。白求恩听到前方传来了炮声，断定有激烈战斗，一定要到前线去。天下着雨，山路非常泥泞，他折了根树枝做拐杖，艰难地走着，夜晚住在太平地，晚饭吃得很少。他由两名护士搀扶，坚持为伤员做初步疗伤。11月8日，白求恩冒着严寒，迎着炮声走了70里，赶到王家台的一个团卫生队。这时，他的体温升高到39.6℃，但他仍叫通讯员通知各战斗部队，把伤员都送到这里来，并说：“凡是头部、胸部有伤的伤员要首先抬来治，即使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起。”下午，他的左臂发生了转移性囊肿，病情又加重了。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好转，准备到前线去。可到下午，头又剧烈地疼起来，高烧至40℃。

　　11月10日，白求恩高烧不退，聂荣臻派人送来急信，再次命令他：“立即回唐县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治疗！”随后又派医生携带药品器械赶来，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白求恩安全转移出来。医疗队采取了一切紧急措施和外科处理办法，但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下午3点，护送白求恩的担架到达唐县境内黄石口村。白求恩已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他坚决要求担架停住。村长陈同勋安排一行人下榻在村口邸俊星家。这时，白求恩脸色蜡黄，左臂已变成黑色。当聂荣臻派来的人员赶到时，白求恩的病情更加重了，曾一度昏厥过去。终因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

　　白求恩病危的消息，牵动了晋察冀边区每个知情人的心。村民送来了上等的红枣、柿子；路过的八路军战士隔窗献上了特有的军礼……

　　由于病情没能好转，医生林金亮只好建议截掉左臂。白求恩摇摇头，平静地说：“没必要了，我是相信你们的，但我已经不单是胳膊里的问题了，我的血液被病毒感染，得了脓毒败血症，没有办法了……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

　　11月11日早晨，在生命弥留之际，白求恩顽强地坐起来，用颤抖的手给聂荣臻和翻译朗林分别写了一封长信。

　　最后的遗言

　　他给聂荣臻所写的最后遗言如下——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第十号门牌。

　　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和平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有贡献。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

　　把我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的片子将要完成。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下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再外加3条绳子保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以因为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感觉遗憾的就是稍显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

　　聂荣臻这位身经百战、有泪不轻弹的将军，读罢禁不住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