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右）与白求恩（左）在一起的珍贵照片。（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照片背面有白求恩的亲笔签字：毛泽东和白求恩，延安，1938年5月1日。原件文字是英文“Mao tse tung and Bethune Yenan may 1.38”。（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白求恩给利莲的信。（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本文作者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深清（右）与专家学者考证照片的情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本文作者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深清（右）与专家学者考证照片的情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本文作者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深清（右）与专家学者考证照片的情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重要线索

    去年春天，一位在广州任教的加藉华裔，中国名叫铁原的青年，通过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网站提供重要信息：加拿大有个名叫比尔的老人，保存着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此外还有白求恩生前写给友人的重要信件及其他珍贵遗物。此事立即引起笔者的重视。因为，无论是国家档案文献、党史文献、图书资料，还是当年和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都不曾发现或听说过有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在著名摄影家沙飞、吴印咸等拍摄的白求恩的照片资料中，也没有白求恩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画面。我们作为专门研究宣传白求恩精神的社会团体，尽管搜集了大量白求恩有关的史料，也未获得过毛泽东和白求恩照片的任何信息。笔者认为，如果发现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不仅对宣传弘扬白求恩精神、而且对于我国革命史、党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时任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李超林会长支持下，笔者前往广州会见铁原，经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力协助，铁原向我们提供了这张珍贵照片和其他重要资料的复印件。

    这是一张6×6的黑白照片，虽然年代久远，相纸发黄，稍有划痕，但人物画面依然清晰可鉴：照片是从侧面拍摄的，白求恩和毛泽东坐在一起，两人都向前看，神情专注，好像是在一个集会上听取报告或发言。毛泽东双手托着下巴，身着棉衣，头戴大家熟悉的红军帽；白求恩则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徽章加两个纽扣的帽子。他们身后还有其他人的身影。照片左上角可见透着光亮的窗棂。照片背面有白求恩的亲笔签字：毛泽东和白求恩，延安，1938年5月1日。原件文字是英文“Mao tse tung  and  Bethune  Yenan  may 1.38”（当时中国人名、地名的英文翻译使用的是威妥玛拼音法， 1958 年2月11日,全国人大批准颁布《中文拼音方案》后，威妥玛拼音停止使用。）。

    据铁原介绍，他和比尔是在加拿大伦敦市的公益活动中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比尔经常说起他的家史和白求恩，“比尔告诉我，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期间，给他的母亲写过很多信件，并在日军包围晋察冀根据地时，也能通过巧妙的方式传递到加拿大。……比尔很希望与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建立联系，以讲述很多与白求恩大夫、以及他的有着中国渊源的国际主义家庭鲜为人知的事迹。他有尤其多的有关他在中国出生的父亲的历史遗物，其中包括他父母从中国带回加拿大的清代丝绸袍子以及记载他父亲在西班牙内战中加拿大志愿军中作为领导的历史，以及他在加拿大工人运动中的历史相册和书籍。”

    为慎重起见，我们本着对党的历史负责，对社会和后人负责的态度，开始对照片的来历、拍摄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开展进一步调查考证。

    深入了解

    首先通过铁原了解比尔及其家庭背景，进而了解照片的来历。比尔1942年出生，现年72岁，住在安大略省伦敦市，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已经退休，至今未婚，也没有亲属，孤身一人。比尔长期热衷于社会救助等公益活动，他的父母（父亲叫塞瑟尔•史密斯，母亲叫利莲）都是白求恩的挚友。比尔的父亲出生在中国贵阳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少年时代在山东烟台上学，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共关系破裂后来到加拿大，和加拿大共产党一起领导了北美的工人运动，后来又以领导者的身份，带领加拿大志愿军参加了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白求恩就是国际纵队中负责医疗的重要成员。比尔的母亲和其父亲一样出生在中国，也是上世纪30年代北美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曾得过肺病，是白求恩为其做手术并治愈了她的病。当西班牙反法西斯事业遭遇挫折时，白求恩一度感到迷惘，比尔的母亲说服白求恩到中国去，告诉他“工农革命的未来在中国”，进而与加拿大共产党及教会组织联络，帮助白求恩筹措到中国的经费和安排通行手续。这是目前了解到的白求恩到中国的最初动因和具体过程（这与史料记载白求恩在美国会见陶行知并约定到中国的情节是前后相吻合的）。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曾多次给比尔母亲写信，向她介绍八路军抗日情况和他的工作感受，这张和毛泽东照片，就是白求恩送给比尔母亲利莲许多照片中的一张。

    后来想办法与比尔直接通信。比尔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我七十一岁，由生前参加自二十世纪初上海就开始的工人运动及反帝运动的父母所生养。自五十年代起，我的工运及反帝信仰，使我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为此晚年孤苦伶仃，没有亲人。我希望能通过将父母的遗物转回中国，以使我晚年更安稳，也使这些遗物为中国的下一代人所知。如果我突然去世了，不懂得这些遗物历史价值的人可能会把它们当垃圾清理了。……我父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里很活跃。我父亲是组织工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领导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拿大志愿军麦肯锡•帕皮努纵队。我母亲说服白求恩到中国去，并使我母亲通过她与教会及共产党的联络，主持安排白求恩到中国的资金来源和安全通行手续的。”比尔还说，我的“个人家史，既是我的福分，又是我身上的诅咒。福分，因为它们给予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仍对父母的信念很执着。诅咒，因为就像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身上一样”。

    我们完全能够想象，长期以来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活动家在西方世界所遭受的歧视与打压。比尔执着地坚守父母的信念，而且一直珍藏着父母的遗物，至今仍认为应该把白求恩和毛泽东的照片等遗物送给中国。他十分清楚他的这种行为和做法“被边缘化”，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但是他一辈子心甘情愿，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在当今西方社会确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