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兵力近3万人。

　　1935年“华北事变”后，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兼任天津市长。蒋介石给二十九军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这支军队曾经浴血抗战，一直视日军为死敌。如冯治安师长，总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郁愤。在全军高级将领中，唯有张自忠不仅二十九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要人也喜欢与他打交道。张自忠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不能违抗中央的指令，还不能得罪日本人。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但是，张自忠的表现，使他的形象在外人眼里逐渐发生变化。大家只是看到，第二十九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唯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1937年4月，日方伸出橄榄枝，制造和平假象；日军华北驻屯军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国内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实际上，据有关资料披露，张自忠在访问日本期间，“言行谨慎，态度坚决，并多次对日方的不友好行为进行了抵制”。日本人为了离间，才故意放出“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的谣言。抗战结束后，从日本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找不到任何张自忠访日期间有负职守的记载。

　　抗战英雄张自忠，一晃竟变成了嫌疑汉奸！张自忠很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但必须还得去做，因为总得有人去做；他忍受不了也得忍，因为事关大局，只有忍辱才能负重。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

　　1937年7月7日，日军寻衅滋事，炮击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冯治安部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为时8年的全面抗战。

　　当时宋哲元于是年5月回山东乐陵原籍扫墓未归。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联合急电宋哲元，报告事变发生情况。后又派人赴山东请宋速返主持一切。而宋的态度是祈求“和平”的。7月１１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都比较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3万人，断然无法和10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作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等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至７月下旬，日军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到平津地区的部队，加上原来的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人。２６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２７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日军先发制人，于２８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

　　这时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在7月8日至28日间，蒋介石相继给宋哲元发出5封急电，指示他速赴保定扼守。宋哲元是边疆大吏，守土有责，不战而退，舆论和国法难容；若战，二十九军命运不堪设想。走还是留，这无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任何人都清楚，此时此刻，留在被日军占领控制的地方，进行善后维持工作，必定被全国人民骂为汉奸！

　　在宋哲元召开的高级军事紧急会议上，在座的6人一言不发，气氛悲愤、凝重。最后，张自忠站起身来。

　　宋哲元深知张自忠这一站意味着什么，临行时，他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荩忱，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今晚就走了，让你为难了。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你设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为我们争取到一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待我军收缩集结之后，便可恢复有利态势。”在七七事变前后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在《我与张自忠》一文中也提到：“当卢沟桥战争经过二十余日，7月28日我军在南苑失利后，宋将军即遵蒋委员长电令，赴保定坐镇指挥。当时宋将军写了三个手令：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市长由张自忠代理。一面电呈中央核备，并立即决定当晚9时由宋宅出发。临行，张将军含泪告诉我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

　　当天晚上，宋哲元留下4个团维持治安，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北平，安全脱险。２９日凌晨，北平人民发现二十九军已经抛弃他们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于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段时期的特殊经历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五、张自忠被韩复榘拘押　送往南京候审

　　二十九军大部队撤退前，张自忠给所部三十八师副师长及旅、团长们修书一封，说：“明奉命留平，暂离部队，叮嘱部下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军长指挥，坚决抗战，努力杀敌。”张自忠仅指定副官、参谋、勤务等六七人随他留在北平。

　　张自忠深知自己的特殊使命一时难以让局外人理解。他不想向别人解释，就是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是有口难辩！事实上，日军在进入平津后，就大张旗鼓地与汉奸勾结成立伪政权，并多次软硬兼施地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这些都被张自忠一一拒绝。日本人并不相信他，派出不少汉奸、特务跟踪他，想把他完全控制在日本的掌握之中。

　　张自忠一边尽量敷衍日本人的各种要求，拖延时间，一边加快了自己的行动步伐。他秘密下令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的百姓度过饥荒；他通过过去冀察政委会中的熟人和红十字会，秘密转移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尸体，分散隐蔽伤员，并专门接济安置留平军属……

　　然而国人并不明真相，在人们眼里，这是一个伪市长！“张自忠”成了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自忠“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 就连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严宽，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文中也说张自忠是汉奸。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一文，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公众影响力相当大，其连连发文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二十九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8月7日，也就是宋哲元带队撤离的第十天，张自忠见延缓日军一周的计划业已完成，自己留在北平已无意义，便宣布辞去一切代理职务，躲进了一家德国医院。后他又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8月9日凌晨，张自忠在烟台一上岸，就被武装押解到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济南市。张自忠亲耳在门外听到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面对过去西北军老同事，张自忠不卑不亢地正色道：“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军人！请允许我给宋哲元将军写封信告知此事。”

　　“行！打电报快。”韩复榘倒是答应得爽快。于是张自忠当着韩复榘的面草拟了一张电文。

　　驻守沧州的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收到张自忠拍来的电报，深为张自忠蒙受不白之冤忧虑。立刻急电南京总统府，向蒋介石陈述原委，又火速派人到南京请冯玉祥、张治中二人向蒋介石直谏出面保释。

　　张自忠被韩复榘拘押。韩叫来秦德纯，另派一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作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看见车站上围了许多学生，打着白旗，上面写的好似有“张自忠”的字样，就劝张自忠到厕所躲一躲。张自问无愧，不肯，被秦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自忠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就在张自忠南下赴宁的路上，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在济南拘押期间，张自忠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就频繁出现在他话语和笔端。

　　10月10日下午3时许，张自忠由秦德纯等陪同，来到南京四方城拜见蒋介石。蒋已经听过冯玉祥、张治中二人的谏言——“张自忠有勇有谋，更有将帅之威严，对部下以身示范，艰劳率先，且有谦逊之美德。这样的良将苦撑华北，忍辱负重，置个人名誉于不顾，反倒被诬做汉奸，乃是天理所不容。”

　　蒋介石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

　　秦德纯问蒋介石对张如何处理，蒋介石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

　　蒋介石的表态，让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议，立即以宋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准张自忠归队。但不见音信。二十九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副之。关于五十九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曾考虑秦德纯。但该军是由张自忠一手训练的，除了张自忠本人外，谁也带不了。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跟踪追击，直逼南京。蒋介石批准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军军部。与官兵老部下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官兵听到这句话都哭了，张自忠也落泪了。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全国骂为“华北头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六、正名：台儿庄战役、鄂北大捷、襄东大捷……

　　二十九军撤出平津后，军委会将其编成3个军，番号分别是五十九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头尾两数相加均是“十四”，意味着纪念“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奋起抗战。

　　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号称日寇“铁军”的坂垣师团在山东半岛登陆，一路西进，待至临沂、滕县时，同我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台儿庄战役打响。

　　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李宗仁电令五十九军“即日赴临沂，接庞任务，击破莒、沂方面之敌，恢复莒、沂两县而扼守之”。并致电庞炳勋，大意为：临沂为台儿庄及徐州屏障，必须坚决保卫，拒敌前进。除已令张自忠部来增援外，并派本部参谋长前往就近指挥。

　　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90公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都是西北军将领，后庞投蒋，二人不和，积怨甚深，但张自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闻听宿仇张自忠驰援，庞炳勋又喜又忧，而且忧大于喜：毕竟从前曾对不起张自忠。但随着张自忠高大身影在自己指挥所的出现，心中高悬的石头一下落了地。他迎上前握住张自忠的手。二人相视，默然良久，数年积怨，顷刻冰释。张自忠说：“大哥你放心，我决心尽力帮你打赢这一仗!”庞炳勋也动情地说：“老弟呀，人家说你要在北平当汉奸，我才不相信呢。我了解你的为人！”张自忠则落地有声：“今天倒是要他们看看，我张自忠是不是汉奸！”

　　庞炳勋约定张自忠部在城外侧击围城的日军，并切断敌人退路，他从城内向城外全面出击。张自忠召集营以上军官部署战斗，指出：“自喜峰口战役以来，我军已先后和日军交战多次，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坂垣，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我们军人保家卫国的天职。即使战死疆场，也是虽死犹荣。”

　　3月14日凌晨，战斗打响。五十九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向日军发动猛烈进攻。一时间，枪炮大作，地动山摇。五十九军插入坂垣师团的右侧背，经激烈战斗，突破敌军防线。临沂城内守军备受鼓舞，士气大振，开城出战。坂垣师团受到前后夹击，首尾难顾，一夜之间被歼千余人。坂垣师团像一只受了伤的猛兽，立即放弃攻城，转对五十九军作战。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

　　张自忠下定死战的决心，与敌人一拼到底。他命令全军各级军官，一律到前沿指挥作战，师长要到团指挥所坐镇，张自忠本人也亲临师指挥所。他集中了全军大炮，向敌军阵地猛烈轰击，方圆数十里内，炮声枪声不断。激战到17日深夜2时，号称“铁军”的坂垣师团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联队被歼，遗尸千余具，溃败而去。张自忠率部衔尾急追，一日追击60公里，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是役在史书上被称做“临沂大捷”。

　　经此一役，张自忠以其卓越表现，洗刷了他抗战前期的屈辱，声誉鹊起，被提升为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致电李宗仁指出：“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同时，国民政府以张自忠建树奇功，特颁令撤销对他的“撤职查办”处分。是年10月，张自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不久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1939年8月，日军以10万之众，兵分两路大举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张自忠一面命正面部队死守，一面火速派两个师迂回到敌后方，两面夹击包抄日军。他还亲自率两个团渡过襄河向敌猛攻，粉碎了日军围歼第三十三集团军的企图。他一以对十，击毙日军3名联队长，歼敌1.3万人，随后第五战区左右兵团全线反攻，最终挫敌溃退，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赢得“鄂北大捷”。

　　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所属第一三二师等部阵地进攻，双方激战七天七夜，我方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敌神经中枢的战法挫败敌人。他调一三二师的三五九团另配一个营，令其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临出发前，他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当晚潜行15公里，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正面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大为恐慌。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30公里，大获全胜，此役称做“襄东大捷”。

　　蒋介石得知后立刻通电嘉奖，称张部为“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老百姓则更是欢欣鼓舞，称张自忠为“活关公”。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但是，几次大仗、恶仗下来，他都胜利了，他没有死。所以国人包括各地各报记者在内，都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

　　这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汉奸”的阴影还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自忠知道——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自己从未做过汉奸！

　　这个机会终于让他等到了。

　　七、枣宜会战：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张自忠担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即驻防襄樊一带，成为第五战区机动部队。1940年5月1日，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10余万大军，在100多辆坦克、7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襄河东岸第五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枣宜会战打响。

　　张自忠一面下令襄河东岸部队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部队做好出击准备。他亲笔写信，告谕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书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

　　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战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六月于快活店。

　　5月7日拂晓前，张自忠带领手枪营和七十四师，从宜城窑湾渡口渡过襄河，奔赴河东战场。这已是他第4次过河督战了。渡河后，张自忠陆续与各部取得联系。河东将士得知张总司令亲临前线，士气大振，战斗更加有力，几乎将日军后路完全切断。5月11日，张自忠率部冒雨向东追歼逃敌，次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拦腰切断，使敌重创。14日，张自忠率部与南窜之敌激战于方家集，击退日军多次进攻。然而，狡猾的敌人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大量增兵。15日拂晓，张自忠仅率2000余人截击由襄阳沿汉水南下的日军，下令猛烈拦击行进之敌。向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军队何以这样能战，遂调集重兵5000余人南北夹击方家集，企图消灭这支劲敌，以绝后患。是日夜，张自忠率七十四师两团及特务营突出重围，向钟祥开进，率总部转移到南瓜店，以阻止日军大部队渡河西进之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