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人之魂”一语，出自周恩来为悼念张自忠将军所写的文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是以上将军衔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世界50个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在张将军战死于枣宜会战后4年——1944年，中国又一位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豫中会战中撤退受敌伏击而殉国。但因张将军牺牲在前，更因为牺牲的极为壮烈，国人仍将张自忠列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第一英雄”。

　　一、出身官宦家庭　秘密加入同盟会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元村的一个官宦家庭。

　　张自忠6岁入私塾就读，3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张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张自忠14岁，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且充满正义感的少年。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生性刚烈，就把他送回了临清老家。张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

　　父亲病故，全家悲痛，张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氏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1907年，16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17岁的李敏慧结了婚。夫妇俩育有2子1女，次子因伤寒病夭折。

　　1908年，张自忠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等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次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这年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令他兴奋。在这里，他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这些进步思想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1911年，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决定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

　　二、投笔从戎　加入到冯玉祥军中

　　1914年秋，张自忠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1924年升任团长。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张自忠虽出生于官宦之家，却丝毫没有富家子弟的娇气，在军中吃苦耐劳，很快崭露头角。张自忠以带兵严格著称，训练中特别强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炎炎盛夏，他亲率部队进行赤脚行军比赛，每人负重20公斤，并限定在上午11点至下午2点烈日当空的时候往返20公里。行军路上，他全然不顾路上的荆棘和滚烫的沙土，总是第一个到达终点。寒冬腊月，平地积雪很厚，张自忠就下令部队集合，官兵一律全副武装，将棉裤卷至膝盖上，不准戴手套；脱掉鞋袜，在雪地上行军和跑步。

　　张自忠注重整饬军纪。平时，如果部下有人违反军纪，他就毫不留情，高声斥骂，并予严惩。张自忠身先士卒，严于律己，生活中对部下极为爱护，关心部属甚过关心自己。他坚持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大锅饭，推一样的光头，并且一样参加劳动，因而深得部属的爱戴。

　　1927年二次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为削弱冯、阎、桂各系军队实力，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种做法引起冯、阎、桂各派的强烈不满。遂组成反蒋联军，武力倒蒋。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30万人。此时，张自忠任第六师师长，编入南路军。 作战中，张自忠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

　　三、二十九军与张自忠的名字声震华夏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军事集团胜利而告结束。冯玉祥军事集团瓦解，西北军许多部队相继投蒋或脱离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１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同年６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做土匪。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３个师，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参谋长张维藩，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二师师长刘汝明。

　　1933年1月，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这是自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进行的又一次扩张。3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喜峰口。喜峰口是河北省迁西县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大敌当前，二十九军被紧急调往喜峰口。军长宋哲元特地委任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这是张自忠第一次同日军交战。二十九军不是蒋介石嫡系，装备很差。根据西北军传统，部队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

　　二十九军抵达喜峰口后，立即与敌展开激战。日军源源不断增兵，三十八师虽然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经过三天血战，几个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艰苦的拉锯战。日军装备优良，战斗力也很强。由于受到敌炮火的猛烈射击，我军伤亡很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不是办法，于是决定扬己之长，克敌之短——组织大刀队对日军进行夜袭。在他的动员下，很快一支2000人自愿组成的敢死队成立了。

　　当晚，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沣挑选了500名大刀队队员，夜袭敌营。大刀队分左右两路，于3月10日深夜2时先后到达目的地。此时的日军正蒙头大睡。大刀队如同神兵天降，扑向敌营，抡起大刀，横杀竖砍。大刀队在敌营英勇拼杀了近3个小时，打死500多名日军。

　　日军不甘心遭此痛击，天刚亮，即组织反扑。虽然二十九军的将士们给敌人以有力回击，但因为双方力量悬殊，在敌方的强攻下，我军伤亡极大。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决定再次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第二次夜袭。3月11日夜组织动用了4个团的兵力，左路由赵登禹旅长率两个团从潘家口出击，右路两个团从铁门关出击。凌晨3时战斗打响，砍死200多敌人，烧毁敌军车200多辆，缴获野炮、大炮20多门，并把炮弹全部射向日军阵地，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防线被迫后撤15余公里。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士气大跌，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与敌对峙达3个月之久。张自忠的三十八师担任着全军防守阵地的四分之三，虽然在对敌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大大挫伤了日本侵略者的锐气。喜峰口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使日军遭受了侵华战争以来的首次败绩。自此，二十九军与张自忠等英雄的名字声震华夏。

　　四、张自忠被怀疑为“汉奸” 萌发死志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但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十七军的3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冷口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30万大军败于5万日军之手。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于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4个师，全军6万多人。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迫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意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及平津撤出。6月28日，察哈尔地方政府由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出面，同日本东北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议”，割让察东六县，二十九军撤到张家口以南。

　　“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汉奸纠集地痞流氓，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闻讯，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中部，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于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本为防止蒋介石收复东北，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中国军队。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民族气节。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

　　长城抗战之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竭力主张“华北自治”，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不断地对宋哲元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委员会里西北军、东北军和亲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里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里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这段历史，被称做“华北事变”。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就是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而爆发的。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