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他强调，总结经验这项工作，“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也深刻指出，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英国学者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评价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起过自己的军事经历。他说，自己是个当小学教员的人，搞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根本没有准备打仗，也没进过什么军事学校，是因为敌人要抓、要杀而被迫上山打仗的，开始时自己并不会打仗，于是向蒋介石学，向敌人学，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他还表示，自己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用了10年的工夫。毛泽东从一个布衣长衫的教书先生成长为叱咤风云的杰出军事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增长军事指挥才能。

    1927年，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创出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随即面临着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总结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当年1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城。12月，敌人又反扑。工农革命军虽然拼力扼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战斗，损失惨重。战后，部队士气低落，有人甚至悲观动摇。毛泽东则深刻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以弱小的兵力打守城的消耗战是不明智的，是得不偿失的。

    这时，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反动官府千方百计要捉拿朱聋子，可捉了几十年也捉不住。原来朱聋子就是充分利用井冈山地势险要、树密林深的条件对付官兵的。只要官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兵满山兜圈子，官兵对他毫无办法。因此朱聋子常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毛泽东从朱聋子的故事中得到很大启发，琢磨出了打仗的新思路。他对工农革命军干部和战士说：“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朱聋子打圈只为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利用游击战术成功打破敌人的“进剿”。这年5月，他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后来，毛泽东还依据解放军自身实际情况对作战经验作出系统概括，形成“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964年，毛泽东回忆往事时就提到了这“十六字诀”的来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几次小胜仗，接着又打了几次大胜仗，于是，经过对多次作战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十六字诀”。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著作、《战争论》等西方军事学著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对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总结。

    1965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时，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不知所措。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除了学习前人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毛泽东强调：“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早在1920年12月，他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他劝大家多读历史，并且认为“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1927年，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挫，毛泽东率领保存下来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曾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大家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1929年12月，毛泽东反复提出要克服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思想。他在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正式提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强调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必须首先树立“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观念。

    毛泽东在全党倡导大兴学习、研究历史之风，率先垂范研究历史。1937年1月，毛泽东初至延安即致信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39年12月，毛泽东亲自动手与几位历史学家合作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内广大干部的必修教材。延安时期，第一次对中共党史进行了集中研究和系统总结。1941年春，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3年10月以后，毛泽东等分别作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报告。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负责组织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毛泽东等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反复组织干部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研究、修改，前后易稿14次，终于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对自己24年的发展和奋斗史作出了全面、客观、公正的分析与评价，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他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特别强调历史的育人功能，激励领导干部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反复向各级领导干部讲到三国时的曹操和郭嘉。陶鲁笳回忆：“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更明确地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再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周小舟等谈话时又讲起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毛泽东多次谈论这些历史人物，就是希望党内同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能出现一批郭嘉式的领导干部，提高领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