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小平同志打牌时，儿孙有时也来“凑热闹”，气氛非常热烈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

　　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

　　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

　　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

　　再往后到19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

　　后来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邓楠有时候在他耳边帮他喊一喊，邓朴方有时候也看一看。邓楠在这边，邓朴方在那边，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错了，或者讨论牌的时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邓朴方在旁边经常“煽风点火”。小平同志的孙子、孙女还时不时过来亲他一下。气氛非常热烈。

　　最后一次打牌，“他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

　　从1984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

　　比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二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

　　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